“民国新女性”的信仰式爱情

【编者按】通过探讨女作家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她与恋人冯雪峰的两封情书，杭苏红试图说明“民国新女性”的爱情观包含的必要因素——唤起身体欲望、对新世界的渴望以及对崇高精神的向往。而三者之中，精神信仰是决定性的。“革命信仰 爱情”的组合，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独特产物。
文学史上，这一时期“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文学文本的出现，足以说明革命与恋爱对人心的激荡。不过，对于爱情与革命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新女性来说，为什么爱情需要政治信仰的支撑？这种信仰式的爱情又为什么难以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长久维持？
研究五四新女性的爱情观念与实践，既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过程中，通过“伟大爱情”追求“人生向上”的努力，同时，也看到了在信仰式爱情观影响下的两性共同体状态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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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伴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23岁的丁玲在北京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这篇小说于次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篇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女主人公莎菲爱上了一个新加坡留学生凌吉士，后又厌恶其没有精神追求、因而离开的故事。
这篇小说对女性欲望的大胆描写，以及文章不自觉地显现出的颓废与虚无，与丁玲中后期更关注无产阶级与革命的作品在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

丁玲据丁玲回忆，这篇小说是在两周的时间里写出来的，这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她的脑海中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就像她后来回忆时谈到的，莎菲那些有关爱情、女性欲望、精神恋爱的自白，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迷茫心理。三十年代的评论者曾感慨，这篇小说女主角的“爱的见解，是异常的深刻，而为此刻以前的作家们所体会不到的”。这种“异常的深刻”的“爱情观”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爱情是民国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民国这样，如此多的知识分子相信婚姻和家庭终将消亡，同时另一方面，极度推崇“爱情”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