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女性”的信仰式爱情(5)

从他们当时的好友沈从文写的《忆丁玲》一书中，我们也能看出，胡也频能够给予丁玲陪伴，但是似乎缺乏一种类似激情的东西。而与胡也频相比，丁玲称自己在冯雪峰身上发现了“真正的伟大的爱情”，称这是她真正爱过的唯一的男人。为了和冯雪峰在一起，她甚至做好了离开胡也频的心理准备。那么，在丁玲看来，这一伟大爱情到底有着何种特质呢？
和自诩为“摩登女子”的年轻丁玲相比，冯雪峰并不是一个身体和仪态上吸引人的人。丁玲曾称他是“乡巴佬”，并且“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这一叙述与现实情况之间应该出入不大，冯雪峰虽然在诗歌、俄国文学方面颇有才华，但是他出身于浙江义乌的农民家庭，从小就“下地干各种繁重的农活”。并且，丁玲与冯雪峰的现实交往时间并不长，只有三个月。
按照丁玲的说法，这三个月中，他们并未像情侣一样陷入狂热的爱恋，只是偶尔背着胡也频出去聊天，在交谈中感受着精神的愉悦。
随着“爱情”这一西方舶来物的出现，民国时期的新式女性开始对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她们并没有完全沉醉于爱情所带来的欲望之境，而是更倾向于去追求那些伟大的、激荡灵魂的崇高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相互理解与思想统一。
其中，对于社会的关注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主要关怀。比如，丁玲虽然是以大胆、都市、浪漫的新女性作家身份出现在文坛，但她还有着另外一个面向：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着很强的参与意愿。
受其母亲的影响，丁玲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与共产党员向警予（丁玲母亲的结拜姐妹）相识，参加过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后来又在上海大学旁听课程、参加劳工运动。
在北京时，还参加过 1926 年北京学生围攻教育总长章士钊宅府的学潮。虽然她一开始对党派确实存在一些顾虑，似乎更加崇尚个体自由，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只关心恋爱问题的作家，她对社会前途、青年发展、政治环境这些更宏大的公共性问题也有着相当的关注。

1923年丁玲与母亲在湖南常德因而，在写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些早期作品的同时，她就对这些作品中不自觉地透露的伤感、迷茫的气息怀有很深的疑虑。她在192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之中，曾坦言自己不愿只写这样的作品。她认为这只是“浅薄感伤主义者最易于了解的感慨”，青年们不会从中得到好的影响。因而，她恳请读者进行最严厉的批评。对于男友胡也频来说，她也似乎只是一个“非常懂得恋爱心理”的女作家。对此，她不由地感慨自己三年来“都是在一种寂寞中从事于写作”。而冯雪峰却理解她的担忧与精神困境，并且从自身信仰的共产主义出发，对丁玲在小说中呈现出的软弱性、虚无性进行严肃且坚定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