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女性”的信仰式爱情(6)

比如，在读完《莎菲女士日记》后，他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读完小说后哭了，在给予这篇小说极高评价的同时，他严肃地指出“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是带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他以“一个共产党员，满怀着对世界的光明的希望，觉得‘莎菲’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
虽然丁玲曾坦言自己当时对冯雪峰这种过于直率的批评颇为不满，但是这一批评无疑戳中了她内心的苦闷：对自己作品中的颓废、迷茫气息的疑虑与自责。
在一个以“进步”“光明”作为变革目标的社会中，她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有着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能够促进读者向好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雪峰触及她精神的深处。
很多年后，回忆起1927年的这个冬天，丁玲仍然对自己当时精神上的痛苦印象深刻：
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
当然，由于这是丁玲“向左转”之后的回忆，很有可能夸大了当时她在政治上的孤寂感。不过，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这样一个一直以来对于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都有所关注的女作家，绝不会在1927年这个风云诡谲的年份，对一切无动于衷。
作为一个经历了考大学、当演员、做秘书等一系列尝试，终于走上小说创作道路、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她显然不会放弃当时的创作环境，另外寻求什么别的道路。
可是，她的政治热情也并不允许她做一个只关心恋爱、过着布尔乔亚生活的女作家。因而，她在精神上是苦痛的。就像莎菲不知道未来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她的这种精神苦痛也没有找到缓解的出路。
此时，一个不顾生活拮据，热情地翻译、宣传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并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加入共产党的人——冯雪峰，出现在了丁玲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坚定与忘我，特别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与宣传，无疑感染了丁玲，更为缓解她的精神困境提供了帮助。
1933年丁玲被捕，社会上普遍认为她已经牺牲，冯雪峰将她遗物中的两封信以“不算情书”之名发表。正是通过这两封情书，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对两人间建立一种新式两性共同体的强烈愿望。在这两封热情洋溢的情书中，她写道：“我还是做梦，梦想到我们的生活怎么能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一张桌上写文章，在一张椅上读书，在一块做事，我们可以随便谈什么，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实些，我们因为我们的相爱而更有精神起来，更努力起来，我们对人生更不放松了”。并且，她进一步憧憬着这种“对人生更不放松”的精神对两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