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女性”的信仰式爱情(7)

你的脾气一定可以好起来，而你对同志间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来。……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为你喜欢我那样；我一定要有理性，因为你喜欢我那样；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人，一点小事都不放松。
从这种憧憬中，我们能看到丁玲期望的爱情共同体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两性之间的“真”，是对共同体的纯粹性与本质性的追求；一是具有“转移个人生活的力量”，是对爱情共同体之伟大性的具体化想象。比如，对于丁玲来说，是要改变以往颓废、感性、幻想的人生态度，更加理性、积极地生活；对于冯雪峰来说，是改变他的倔脾气。
从这两个特点中，我们会发现，五四新女性所追求的爱情，虽然一直以来被视为“浪漫爱”，但是这种“浪漫”并不是游戏、肤浅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丁玲指责那些说她“浪漫”的人，认为这里的“浪漫”“完全是骂人的意思”。
在丁玲这样的新女性心中，这种“浪漫追求”的根基是严肃的，是对人生最认真负责的态度：她们试图寻求一个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两性共同体，引导和推动个体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当丁玲憧憬着两人的相爱能使彼此“对人生更不放松”，能“转移个人生活”时，这种不放松的人生要朝向何处呢？“理解”提供了这种共同体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它仍旧只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支持。而对于新女性来说，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到底要到何处寻求？这也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日常庸俗化生活方式的莎菲遇到的问题。
对于这些孤独个体来说，“爱情”唤起的不仅是对另一个个体的情感与欲望，更有着通过与他人的结合，寻求人生价值的追求。而当恋爱、婚姻这些两性间日常化的关系，与人生意义和价值相关联后，思想的理解与统一，就不可避免地与“主义”和信仰相关。在丁玲1931年的诗歌《给我爱的》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对这个“我爱的人”（即冯雪峰）的激情常常伴随着另一个不断出现的字眼“信仰”。
在诗中，她描写了一些常常徘徊在公园、影戏馆、女人和红酒间，脸色苍白、心情懒散的年轻人，这是叶文心所说的中国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迷茫的一代”，是丁玲在北京和上海遇到的慵懒的、渐渐走向虚无的大学生们；与这种形象不同，冯雪峰是“平静、真诚和勤恳”的，因为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他的心。丁玲虽然在诗中没有明说这种信仰是什么，但是从文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这种信仰是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忧虑，对社会混乱、不公和败坏的斗争：
兵灾，水灾，旱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