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女性”的信仰式爱情(3)

这无疑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存在于主观幻想中的形象。因而，凌吉士象征的更有可能是一个混杂的、不确定的、想象性的“新世界”，它至少混杂着西方现代性、欧洲中古，还有作为东方人（南洋留学生）的诸多属性。每一种新的属性实际上都是小说开篇莎菲厌烦的“周遭世界”所缺乏的。也就是说，凌吉士这个人物想要传达的意涵或许并不是简单的“中西对立”，反而是“对新世界的渴望”这一从小说开篇就极力刻画的状态。
在小说的开篇，莎菲对周遭的一切，比如刮风、看报、伙计的声音、过分安静都感到厌烦，无法自处。她自叹道“我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我太远了”。对周遭沉闷的日常生活的厌烦，使她迫切需要新的事物和新的环境。而凌吉士的到来正代表了一个新的世界。
当莎菲的迷恋达到高潮时，小说情节戏剧性地产生了突变——莎菲发现了凌吉士精神的贫乏、思想的“可怜”，对其产生了鄙视和厌恶。
在她看来，凌吉士只需要“金钱”，所有的志趣也只不过是“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因而，虽然在情欲的层面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但她十分鄙视和厌恶这个无法进行精神沟通的人，并最终选择了离开。
从最开始的迷恋到最终的厌恶与离开，小说情节的这种突变，恰恰反映了对于莎菲来说，“精神层面的沟通”是构成一个理想爱人的最重要特性；同时，这也说明莎菲是一个对人生“有所追求”的人。小说开篇所展现的她的“不安”，不只是表面上的“趋新厌旧”，实际上有着对一般生活更深层次的不满与批判。
对爱情精神维度的追求，是伴随着肯定欲爱同时出现的。曾在民国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的爱伦凯“灵肉一致”说，就曾提出：恋爱双方既要满足相互的肉体性欲需求，也要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统一，从而实现两性共同体最伟大的价值和意义。
可是，在民国时期新旧交融、主义纷杂的环境下，“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统一”并不容易实现。这里有关爱情的精神性维度的提法，并不只是“性格相近、爱好相同”之类日常性情的匹配度，而是一个有关个体间精神深度是否统一的问题。
在一个人格深渊向另一个深渊的眺望中，能否达成思想的理解与统一，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被冠以“爱情”这一称呼的决定性条件。莎菲在身体、仪态层面对凌吉士产生的迷恋和“爱意”不可谓不浓烈，但是正是凌吉士思想的平庸与世俗，让莎菲感到厌恶，既厌恶凌吉士，同时也厌恶爱上凌吉士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