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女性”的信仰式爱情(2)

茅盾曾说，“爱情是伟大的……爱情是和宗教信仰一般，有转移个人生活的力量”，这无疑吐露了一代人的心声。被神圣化的爱情成了新青年的“养料”和“精神支柱”，而伟大爱情的不可得，则成为年轻人“烦闷”的原因之一。
我把丁玲的爱情观归类于“新女性”这样一个群体，这一称谓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她们是成长于五四时期、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一批女性，大多经历过“离家”“学校生活”，试图在都市中自立，有着很强的独立意识与奋斗愿望。
举几个例子：
1920年，湖南籍留法女性向警予和爱人蔡和森抛弃传统婚礼与法定的结婚手续，因革命志向相投结成新式的“向蔡同盟”。向警予在给父母的信中也格外强调两人的“志趋没有一点不同”。
1923年，另一位被称为“反封建斗士”的新女性褚问鹃，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也在与封建势力搏战，社会上对他攻击得非常猛烈”，心生相惜之感而最终“堕入情网”。
从这些对爱情双方志趣一致的追求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女性眼中的爱情实际上寄托了一种新的两性生活方式：既能满足个体在情感与生理方面的自然需求，同时又能促进双方在精神与思想上的共同发展。
《莎菲女士的日记》由主人公莎菲的日记构成。在小说开篇不久，爱情就发生了。一直处于不安、空虚中的女主人公莎菲，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南洋留学生凌吉士，陷入了迷恋。这种迷恋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是对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的迷恋，是拥抱和亲吻的渴望。
就像大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身体欲望是这篇小说十分醒目的元素。除了对异性身体的本能欲望，在莎菲对凌吉士的迷恋中，还有着另外一层极易被忽视的内涵，即对凌吉士“仪态”的迷恋。莎菲曾这样陈述欲爱与仪态之爱之间的差异：
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
这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显然更撩动莎菲的内心。当她问凌吉士名字时，后者以“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莎菲正是在这一细节中，感受到一种因“高贵”的“丰仪”而形成的“男子的美”。
西方/欧洲/白种人的属性，固然是凌吉士身上非常重要的特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凌吉士就成了“西方现代世界”的符号代表，更不意味着莎菲的爱慕是一种对确定的“西方现代世界”的爱慕。虽然伴随着凌吉士出现的是名片、网球这些现代西方世界的物品；但对于莎菲来说，她联想到的核心形象是“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