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会说家乡话吗？代际传承断裂，方言濒危(2)

今年75岁的钱乃荣是上海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知名吴方言研究者、沪语专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方言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描摹事物时有更精准、细致、丰富的表达。例如上海话“穿马路”用“穿”，“穿衣服”用“着”，“船靠岸”用“靠”，“靠着墙”则用“隑(gāi)”，表示“站”用“立”这个字。
在金宇澄看来，方言就像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演变，生动向前流淌，同时为文学创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给养。在金宇澄之前，也不乏用方言叙事获得空前成功的例子，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也有不少吴方言。
方言的魅力在各类戏曲、民俗文化间有着更立体的体现。在上海，有着原本被称为“滩簧”的沪剧；在苏州，有评弹、昆曲；绍兴有被誉为“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越剧？？像沪剧《雷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等作品，都能通过方言更丰富展现人物个性、地域特色，也为研究者分析不同时代方言发音、词汇变化提供了样本。更根本的，方言是这些剧种能得以传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喜剧艺术形式中，方言更具不可替代之功，上海滑稽戏《广东上海话》里，因售货员操一口广东口音的上海话，使得“先生”听起来像“猩猩”，“物事”被听成“木梳”，“触霉头”被听作“吃馒头”，闹出不少笑话。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戏剧与方言》中，对不同方言的不同特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在小品等艺术形式中，方言对于迅速刻画人物，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了地域特色，从另一个角度说，方言也是记录、表现一个地方不同时代特征的标尺，反映着一个城市的精神特质。方言的强势与否与一地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方言是人口迁徙、聚居的产物，以沪语为例，老派的上海话源于南宋时期一个名叫“上海”的聚落形成之时，当时，上海地区方言以松江话为基础。到了清代，由于苏州府的繁荣，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整个吴语区受到苏州话的影响；而现代意义的上海话则起源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因此，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可谓“三易其主”。
钱乃荣说，1843年后，涌入上海的外来人口超过80%，其中包括不少江浙一带的移民。此后，苏州话、宁波话等各地方言中的独到表达充实到沪语中。比如说，苏州话的“标致”“一只顶(一级棒)”，苏北话中的“乖乖隆地冬(非常了不起、了不得)”进入了上海话，如今在上海话中最具标志性，代替了“我伲”的“阿拉(我们)”则来自宁波话。而之所以外地方言没有对上海话造成“颠覆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地人口分批来到上海，五湖四海之间语言的影响相互抵消。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交融也使得大量外来事物进入沪语，例如“电车”“轮船”“火车”“沙发” “马路”“花露水”“黑板”“自来水”“自来火(火柴)”等，这些词汇都是在上海话中首先被创造出来进而吸收进普通话中，并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