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29)

所以《东方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总言之曰:"夫彼党所借口者,亦惟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其持论之根据焉尔"。然而当别人都在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时候,雷铁崖办的《鹃声》为四川人通论二百六十多年之前的四川历史,言次所痛恶的,却还是屠蜀的张献忠：
试问张献忠剿四川，那一段惨历史，至今虽然到了二百数十年，我们四川妇人孺子，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一想起那惨无人理的张献忠,杀人不转眼的时候,诸君诸君,你说可怕不可怕?诸君试想,现在的四川人,岂还是从来土著的四川人吗?四川从来土著的人,岂非是被张献忠杀完了吗?
《鹃声》张排满革命,并因之而为疆吏所厉禁。但说到明清之交的山河岁月,则川人之痛异乎江南人之痛,牵事实以就论说之际,所谓的扬州和嘉定的历史都太过文不对题.当日满人杀汉人,张献忠也杀汉人；而与满人的刀头比,张献忠的刀头在四川留痕委实更有深度。因此川人说史,记得更分明的一定会是张献忠。然则由排满的知识人重提二百六十多年之前张献忠的"惨无人理",对于正在热说所谓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却是一种直接的矛盾。由于前一面以血色相陪衬,后一面的"屠创焚掠"之酷遂不能不减杀其满汉之辨的种族意义,剩下来的正是两者所共有的人性中的恶。而"虏下江南,遂悉残破"的历史故事一旦减杀了种族意义,也便失去了可以引申的地方,在旁观的评点中都成了"此固吾国易姓时之普通现象,彼汉高、明太开韧之初,何尝不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也乎!"论说容易持一面之理,而历史本以多面为真相。
因此,一面之理援历史以为助,结果常常是论说之间的相互捉襟见肘。沿一面之理走得更远的,则是从心头翻上来的推想和独断,它们更少一贯性,所以更多彼此的扦格。《复报》第11期曾以"政治革命之非"为题目力攻君主立宪,大言曰:"吾今正告若,载虏拥贼者若党耳,若党与汉族,渺苍海之一粟耳,而排满革命者全部汉族"。这是一种以数量作比较而产生的极度自倍。但在相近的时间里,刘道一发"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于《汉帜》,说的是"预备立宪之满诏下,此我汉家子孙举吊旗服丧之日也。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他称之为"举国若狂,不可思议气并由愤懣激出一腔"杀汉奸必杀立宪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