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30)

其杀心正是以没有自信的态度回应了立宪一面在当时的人声鼎沸和气象盛大。同《复报》眼里的"苍海之一粟"比,两者之间的程度显然相去太远。与此相类而题目更大一点的,还有自贬汉种"奴隶之根性"和自褒汉种"能力之伟大"的相悖;进化论和伦理学的相悖；蔑视古学和发扬国粹的相悖；代议制度之然和否的相悖；南人和北人的相悖,等等。这些围绕同一个题目而孽生出来的异议存在于共有一个主义的群类之中,说明了以思想为源头的反满意识常苦于太过空泛。主义太过空泛,阐发便可以人自为说,鼓吹和灌输遂成一派繁弦急管之势。然而沿众声喧哗深入内里,则不难看出反满意识所维系的群类统一,其实是一层缺乏固性和没有厚度的东西。
由排满发为论说,重心在于攻击。因此,义理、词章、考据都不足以为这种别成一类的文体立规范,攻击能够支配论说,攻击便已自成规范。于是人自为说不仅常常相扦格,而且容易信笔游走而漫无制束,其间的指述遂不能用考信之法细读深究。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李肖聃后来作《星庐笔记》,说章太炎曰：
章乃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著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所为《检论》,谓公(曾国藩)死三十年,其孙广钧话人曰:"吾祖民贼"。及为广钧所呵,又复易为家人,羌无主名,此不直等其先祖,亦且诋其子孙矣。
"以洪、杨为神圣"和"谓曾、左为大盗",是用种族之辨判人物之是非的结果。因此詈"曾、左"即所以詈"满洲","深文犷悍"犹是题中本有之义。然而由"深文犷悍"而凭空撰结,把曾广钧拖入笔下以供其无中生有,则显然已经越出了常理和常度。章太炎学识植于古文经学,以考辨和实证为家法,不会不知道言而有据的道理。而一旦纵笔论时务,却往往好作任情咳唾,不肯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戊戌正月,他曾上书李鸿章,建言"与日本合从":
威海国日本戌邑也,使德据胶湾,俄据旅顺,则威海之在其问,亦腐肉朽骨而已。与其使德俄得之,何如使日本得之；与其使日本攘而取之,何如我迎而与之。夫与之腐肉朽骨而足以市恩于彼,何苦而不为。
彼时他还刚刚从诂经精舍的读书生涯里走出来,于中外情事皆非深知,而指论国事之际,已敢于率意比划,操刀一割。等到反满意识自成潮流之后,志士文章讨伐"满洲",无不以土地利权做大题目发为痛诋:"若胶、威、旅、大,皆吾立国之重门键锁,若铁路权、矿山权、理财权、练兵权、教育权等,皆立国之精神无髓,为吾四百兆同胞所披霜带月风尘憔悴以生殖者;而彼则尽数敲剥,以献诸外人焉"。排满的论说虽多纷呈歧义,在这一点上却绝无牴牾。若以文字本义相比类,"献诸外人"的意思与"迎而与之"的意思应当相去不远。然则通观于此一时与彼一时之间,显见的正是章太炎以学人作策论之恣肆和随便。由于恣肆和随便,策论变为鼓吹之日便易走入臆断和臆想一路。戊戌后三年,他在《正仇满论》里评说光绪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