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32)

由此深入一层,则不会不触到甲午一战给中国人带来的深痛入骨,以及当日中国人在深痛入骨里的号哭和愤激:"迫视龙旗无孓遗,海波索索悲风悲",这是万千人心中的国之大丧。因此,在甲午年间不作中日之辨而作满汉之辨,并在日人的横暴和血腥面前"欢呼雀跃"的人,无论横看和竖着,都是不能识其来路的人。由此牵出的"爱国之心"和"忠义之气"便因其太过异常而成了另一重不可指实的叙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类不可指实的叙述虽然经不起深诘,却在排满发为论说的过程中支撑了先设的结论。所以,它们很容易被放手攻击的知识人召入文字里。《苏报》一校独秀于东南之日,曾"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着力要染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的四海怨怒。
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局中人章士钊后来说的是：〈其时〉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滿、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其末了的论断总括了彼时士风中的一种普遍性。因此,事涉满汉,便无忌禁。古来的士大夫留下过许多界限,而在知识人的手中都成了可以打碎的东西。阿英论晚清小说史,曾举黄小配的主要著作"《大马扁》和《太平天国演义》两种"评述说:
前者写在康有为到日本活动的时候,后者是在广州光复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写的,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序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
"与史实尽多不符"正是不可指实的叙述扩展到历史范围中去的结果。在20世纪初年的反满印刷物里,小说是当作论说来写的,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立意上的区别。不符史实而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自非中国士人的本来传统所能想见。然而历史中的变迁常常是正面连着负面,知识人的近代化是由政治化开始的,因此,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嬗蜕,近代政治的正面和负面都会成为一种改造群类品格的力量。与此相对应而造成了一世文风之转移的,是19世纪的经世文编演为20世纪的"政治宣传"。两者虽同出于用世济时之心,但后者更自觉地依傍于一种既定的思想。在那里,既定的思想代表了最终的真实,所以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钩稽和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