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两只老虎》的前世今生(3)

马勒想借此发问：“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伤痛？难道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巨大的、可怕的玩笑？”正是对死亡的模仿令听者坐立不安，这与他们花钱买娱乐的经验有着天壤之别。
在今天听来，这段音乐很像百老汇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中的歌曲《假如我是有钱人》（If I Were a Rich Man）的副歌部分。其实，马勒在这里重现了童年时所亲历的场景，死去孩子的棺椁刚刚抬进屋子，酒馆里依然传出嬉戏喧嚣的大笑与欢快的歌声。这段音乐仿佛是无声的抗议，抗议这个世界对逝去婴孩的冷漠。当时在波西米亚及摩拉维亚地区，新生儿在5岁前的死亡率是56%，两个孩子中便有一个死于白喉、天花、缝针和猩红热。一个孩子的死亡是如此平常，以至于哀悼变得不痛不痒，许多墓地甚至都没有名字。
如今，这段童谣-葬礼进行曲成了马勒第一交响曲乃至其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甚至音乐会的宣传单也会强调它与《两只老虎》的亲缘性。其实，它正蕴藏着马勒全部音乐的一大奥秘：庄重与嬉闹的相融并置。这是犹太心理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马勒第一交响曲强有力的动机。
国民革命歌
大清晚期，传统中国突然发现自己并非世界之中，中国之为中国，名不符实。这一惊，吃的非同小可。一批时代的警醒者，就开始了学习西方，“西学东渐”蔚然成风。当时，很多人留学日本，当时的日本恰恰都在全盘西化，大量西方文化在日本得到传播，音乐也是如此，并回传到了中国。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国乐不断被抛弃，新式音乐不断被引进，不仅包括曲谱，也包括乐器。动荡时代中的音乐，仅国歌一事，从晚清到民国中叶，就一直没有统一过。从曾纪泽的《普天乐》到李鸿章的《李中堂乐》，都被作为国歌延用一时，这两首音乐的曲子都是采用了欧美的流行小调，配以中国古文填词，对当时的人有新鲜感，但并不利于传诵。
后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为迎接光绪、慈禧的造访，特命其军乐团演奏了法国的《马赛曲》以助兴。当时，恰逢慈禧七十大寿，她听到《马赛曲》之后，身心愉悦，非常开心。结果，受《马赛曲》影响，当时国乐的曲调基本就被定了下来。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灭亡。新兴的民国，对国歌的选择，一直仍处于争论之中。北方的北洋军阀，沿用的是大清留下的遗风。南方革命党人，则努力谱写新曲。但总体上，这一阶段南北双方创作的音乐都明显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日本本身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