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笔到史笔：清朝对《桃花扇》的接受(4)

写到“蟋蟀相公工召敌，虾蟇天子本无愁”，就自注：“福王尝命乞儿捕虾蟇取蟾酥，合房中药，士英闻有似道之好，人称虾蟇天子、蟋蟀相公。”，写“至宝带进奸僧手，江南錢塞馬家口”，自注云：“士英纳贿，有僧利根为次馈献之高下，总宪李沾进一帶属，利根称为至宝，士英遂进御。”。
这种是读者在读《桃花扇》之时，同时对剧中情节进行史实补充，福王只知征歌选舞，马阮二人也只知纳贿谋私，在剧本之外还有自己的补充。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卻晋涵也撰有类似咏剧诗，邵晋涵为乾隆年间人，曾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主要负责《史部》，对前明掌故十分熟悉。

从九首诗作的注言中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剧中出现的人物，还是与南明历史有关的人物，作者在注言中都是言之有据，整组诗的情感也以感伤为主基调，是熟悉整个南明历史后对其中人物沉浮的悲戚与同情之感。从咏《桃花扇》到对整个南明历史的感叹，不论剧中人物的真实历史遭遇如何。
这种有一定事实依托，又有合理想象的传奇创作已经成为整个南明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书写。《桃花扇》搬演流传之后，对剧中人物的形象影响也颇大。孔尚任在剧中对人物的书写与处理，也是文人们的一个讨论点。李慈铭从剧作家的角度分析，认为孔尚任在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塑造，都恰到好处，拿捏到位。

如对史可法、黄得功二人，“虽写其忠，而皆不满”，因此在《解哄》与《哭师》两齣中，写史可法时，“皆极形其才短”，表现出其无能为力，写黄得功时，则“明其养贼而不知”，写他用人不当，未能看清田雄。写高杰与左良玉，“两人皆南都兴亡所系，写之极得分寸。”至于马、阮二人，为巨奸，自是罪大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