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异乡人”自居的导演赵德胤说，电影太不重要了，人生才重要|访谈录(6)

Q：现在身份认同问题还会再困扰你吗？
Z：偶尔还是会困扰。特别是当人家定位你的时候，艺术片容易被定位。比如说在欧洲的时候，大家觉得我是缅甸导演。因为讲的是缅甸。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分不清楚什么是缅甸的华人。缅甸 5300 万人里面有 500 万华人。应该说是奥地利和德国的关系好了，很难解释。他们不了解，觉得他们都长得一样啊、缅甸不可能有那么多华人啊之类的，造成他们不理解某些东西。但即便在台湾的时候，我已经得金马奖的时候，得了“台湾年度杰出电影人”奖，那是给台湾人的。你很多时候是觉得，这已经是把你接纳成一个台湾人了。但我拍的很多电影，很多评审或观众会觉得“这和台湾没关系啊？”像我现在如果回到中国来放映，这边的观众会觉得：诶这好像是缅甸电影，好像又有点中文，又像云南电影。这些东西不是我自己可以去认定的。久而久之，我会倾向于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对非原乡的地方的感受的创作，我也想拍嘛。
就跟我的故乡、离异题材、或是乡愁、缅甸，和我来自地方完全不相干的，纾解一种非局限性地方的题材。拍了之后，或许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会更好一点。
创作要有私密感
Q：你拍了很多缅甸底层生活的纪录片，如《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等等。这些片子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拍出来的，缅甸对拍电影有严格的限制，再加上矿区本身就是很危险的地方。还有纪录片拍摄的对象，不像专业训练的演员，可能会对相机有点敏感。在拍纪录片的时候，都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Z：第一个就是拍摄，缅甸拍摄纪录片一直以来其实没有明文规定禁止拍摄，只是剧情片的确有，我们当时在拍剧情片的时候，比较像观光客，器材都是很小，团队就是两三个人。所以没有申请拍摄许可就去拍摄，遇到很多阻碍下，都是我亲自去面对，所谓面对就是说，跟他说，啊我们是仰光来拍摄一些地方风土民情的学生之类的。这样就解决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去拍政治，我们不是要去拍什么颠覆国家的东西，我们就是记录这个城市里面底层人物的写实的故事，把它改编这样而已。纪录片比较复杂，因为在翡翠城你要把摄影机带进去，要经过很多关卡，而那些关卡你就要想办法。回到拍摄内容里面的限制会比较麻烦，就是说，你无法像一般人拍电影一样自由地用三脚架，或所谓的大家都说你拍片拍得很诗意、很绝美之类的，但是真正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所谓的美学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那个限制下来偷拍，你无法设计什么构图啊你懂吗？有的时候发生矿难的时候，你去到这里打开摄像机，被挤得晃来晃去，那个构图都是歪的。拍到可以了，不要管那么多，对，因为那些东西就是真实嘛，我的概念大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