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陈果：香港电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3)

《香港制造》剧照。
新京报：我发现你的作品一直非常关注时代，关注香港这座城市在时代当中的变化，还有很多的隐喻。《香港制造》之后紧接着又拍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后来又拍了像《榴莲飘飘》这些作品。这些如果去分析的话，都有某些隐喻在，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自觉性，还是说被评论家解读出来的。
陈果：是偶然的。我在拍《香港制造》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东西引发这么一连串的效果。我那时候在主流电影界也开始做导演，但是，做了两部以后觉得挺不舒服。我决定要拍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电影。
当然现在重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么冷静。我们是在主流电影里成长的，我没有受过任何艺术电影的教育，甚至没有人去提醒你怎么拍，我们是真的乱拍。《香港制造》的成功启发了我，原来用这手法去拍社会问题还是有一些人看的，不是完全没有观众。
《香港制造》拿了很多奖，偶然的东西就变成了必然，本来真的只是我偶然想拍个关于回归的故事就算了。随着影片的成功，我就继续拍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这一系列电影。做出一些成绩之后，香港也没有别人拍这样的电影，我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还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开创了另外一片天空，这样我就慢慢把风格定型了。
《榴莲飘飘》之后我就在想，如果这样拍写实片，也很难找到故事。虽然社会每天很多事情可以拍，但是我找不到自己需要的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拍社会问题片，一边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还要找到一个娱乐观众的层面。其实我是一直希望拍所谓沉重的题材，但也要有可看性，有娱乐的一面。
我这种类型的电影是很难的，因为香港没有这种电影的市场。除了一拨文青喜欢，受众很窄。

《榴莲飘飘》剧照。
新京报：我知道你是在内地出生，然后在香港成长的，不知道这个经历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陈果：当然是有的，这种“根”的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说成长，《榴莲飘飘》中我成长的部分比较多一点。我去香港的时候还很小，很多东西记不清楚。香港其实是一个没有根的城市，是一个移民城市。我们当时想通过香港去南洋，但到香港后没有走，像我们这种家庭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