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我在杨永信“13号室”见到的绝望少年和电击疗法(5)

临沂当地的警方，不问是谁对我动粗，而是开始不断盘问我。“从哪里来？到精神病院干什么？为什么没有人陪？一个这么小年纪的女孩子，一个人跑这种地方来，没有任何主管部门的手续……”警察的质问，和围攻我的家长们同声同气。我不争气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我不知哪里忽然鼓起一阵勇气，大声说“你们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是为了让他们长大成人，我也年轻，请你们用为人父母的心情想想，难道你们改造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以后进入社会，受到我现在这种不讲理的待遇？”
我给警察登记了证件，他们还在不断向上汇报核实我的信息。我说“就算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来报警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把打我的人找出来，那个人从刚才到现在就消失不见了，而你们一直把我当作审查对象，这样公平吗？”他们说“你说你是记者，又来了这种地方，就应该做好这种准备，不是我们说你，我们平时都不来精神病院，现在说你是为你好。”
我实在没有辩论的力气了，眼泪不断流。后来这件事情，总算在临沂日报记者的帮忙下有了结果。他找到临沂市委宣传部，请他们给警方和医院打电话，我这才被警察移交给了医院。
真不知道报警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用处，我从一群暴民手里转到公仆手里，我还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医院的工会主席杨大姐，无论怎么说，她是第一个给我温暖的人，在雨里淋了两个小时之后，她把毛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
我只好打电话给我的领导李菁，李菁在电话里指责了医院的行为，也告诉我主编说可以放弃这个选题。这样来自单位的支持，让我又复活了。越是被描述的黑暗的地方，越有可能滋养着我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东西，那东西比恐怖更黑，比虚伪更白，引人入胜。我擦干眼泪，开始采访。
痛苦触目，幸福脆弱。网络只不过是青少年躲避现实，反叛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已。而所谓戒网瘾树立那70多条“军规”，仔细看看，其实是家长们的支持和作为。很多去求助的家庭都无法归入网瘾范畴，“性格缺陷”和“问题家庭”是网瘾以外的另两大诊疗目标。
手记是从临沂回来以后自己的博客里的心情宣泄。过了很多年，越来越觉得人性、亲情等很多问题是复杂的，临沂不过是一个现代家庭混乱的小缩影，遑论解药。但现代社会对于网络社交、二次元、御宅族、老龄化、超少子化的美化和追捧。其实在这个社会最小的单元——家庭之内，精神荒芜不是少数。我后来做过留守儿童自杀、丙肝的乡村爆发等等一系列边缘的社会问题，能够感同身受的是绝望和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