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需要反垄断：从镀金时代到数字时代(3)

对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收购行动是否降低了消费者福利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这些收购行动对于创新的消极影响却令人担忧。
大型科技公司收购可以产生所谓的“杀手”效应。首先，一旦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在一个特定的、毗邻的、互补的或联合的市场上收购了一家初创企业，就会对该市场上的其他小公司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们发现与科技巨头竞争将更加困难。其次，当科技巨头通过收购进入新市场时，风险资本家认为继续投资这些市场上的小公司（或这些市场的潜在进入者）是缺乏吸引力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投资不太可能获得好的回报。市场的高度集中抑制了竞争、创新、创造性破坏和经济增长的理想循环，正如产品市场集中可以为赢家带来更大的利润和估值，而不是提升整个经济。康奈尔大学金融学家沃伦·贝利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表明，由少数大公司主导的股市与随后的经济创新指标（如专利、新公司融资和经济增长）的下降直接相关。
在过去十年中，少数几家发展为庞然大物的科技公司引发了社会对这些大公司所掌握权力的担忧。这些企业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人们购买的日产用品，得到的贷款，购买的保险，甚至健康数据都储存在它们的云服务器上。科技巨头们的社会影响力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范畴，事实上，它们已经接管了大众的生活方式。
最为显著的是，科技巨头们对信息的传播和对媒体的控制日益加深，谷歌获得了美国所有互联网搜索市场份额的90%，脸书控制了美国社交媒体的42%，苹果和谷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移动操作系统，而亚马逊正着手收购好莱坞著名电影制作公司米高梅。这些平台聚集了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它们可以封禁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账号，有意或无意地左右选举进程，甚至是推翻某个小国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科技巨头们积累了某种类似半主权（semi-sovereign）的权力。正如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从科技中拯救民主》一文中指出：互联网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远比其造成的经济危害更令人担忧，威胁民主而非扭曲市场才是它们真正的危险之处。
三、从芝加哥学派到新布兰代斯主义
1890年，当约翰·谢尔曼敦促他的国会同僚们采取行动反对威胁美国的工业集权时，他怒吼道：“如果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国王作为一个政权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容忍一个国王统治着任何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谢尔曼对托拉斯的强硬态度促成了反托拉斯法的顺利通过，而布兰代斯主义的兴起为反托拉斯法“长出牙齿”提供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