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需要反垄断：从镀金时代到数字时代(4)

路易斯·布兰代斯是镀金时代反垄断领域的杰出代表，他在1916年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对布兰代斯来说，企业规模是首要问题，庞然大物般的公司，无论是否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垄断，它总是挫败个人的主动性，限制竞争和创新，并利用其规模掩盖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大公司不能与民主和自由兼容，布兰代斯在1914年写道：大公司带来的最大威胁是“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与当时的其他改革者一样，布兰代斯认为垄断的问题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率或消费者福利，也深刻地影响到个人自由和政治秩序，他在历史上首次将这种私人企业的权力（支配力）称为“大企业的诅咒（the curse of bigness）”
反对垄断意味着捍卫民主的观点在二战后以“反垄断高峰”的方式取得了胜利。然而，尽管AT&T拆分案在法庭上得以通过，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芝加哥大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主张将经济分析，特别是价格和分配效率理论应用于反垄断等法律问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罗伯特·博克，他主张反托拉斯法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目标：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在新的范式下，垄断对竞争的损害将仅仅表现为对配置效率的损害，即表现为更高的价格或更低的产出。博克对谢尔曼法的狭隘解释切断了垄断与民主之间的知识和道德联系，重塑了反垄断在法学院的教学和法官的实践。至此以后，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失去了传统的目标，反垄断监管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一种宽松的氛围，反垄断运动也进入了所谓“深渊冻结”的状态。
在芝加哥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几十年后，美国民众目睹了这些理论和政策转变所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美国经济的集中度不断提高，企业利润幅度有所增加，企业投资相对于利润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宏观经济趋势，如商业活力和新企业形成的显著减少，以及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创纪录水平，也与垄断加剧和竞争下降有关。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一些引人注目的并购案例中，当前的反垄断监管并未能带来有利于竞争的结果；相反的是，在过去十余年发生的53宗大型购并交易中，超过75%的交易导致了价格上涨，但消费者在质量、成本或非价格措施方面没有获得任何补偿性的好处。
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变现实催生了“新布兰代斯主义”，引发了一场学术辩论，并为改革打开了一扇大门。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出版了《庞然大物的诅咒：新镀金时代的反垄断》一书，树起了“新布兰代斯主义”的大旗。吴修铭在书中指出，芝加哥学派的框架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谨性，但却忽视了垄断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成本，包括经济停滞和创新受阻。更重要的是，罗伯特·博克对反托拉斯法的狭隘解释使得反垄断持续受到侵蚀，这不仅损害了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而且对民主治理的基础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