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武：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15)

(一) 乌克兰社会危机的传导
纵观乌克兰转型的30年，可以发现，来自外部的危机确实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危机主要有国外“革命”、周边危机以及公共危机。
首先，国外“革命”的输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此机会，通过鼓吹民主自由反对集权专制的方式，煽动和支持东欧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这也使得“颜色革命”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而并非只是纯粹的民主化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颜色革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在干预别国内政、颠覆政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在全球各地爆发的“颜色革命”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有一套成熟完整的运作机制和议程设置，而其中大部分“革命”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比如1998年10月成立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学生组织“抵抗”(Otpor!)于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后，其成员斯尔贾·波波维奇和当地互联网公司(OrionTelecom)主管斯洛博丹·德吉诺维奇于2003年在塞尔维亚组建了名为“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简称CANVAS)培训机构，面向全球输出“革命”经验。
如今，该组织先后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展开合作，培训对抗政府的专业技能。200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多次“颜色革命”和反政府政变都与该组织有关，比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杉革命”等。2为了扩大影响力，该组织还和欧美多家院校如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等，开展课程合作，在这些学校教授非暴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策略，并积极争取美国各大基金会的支持。在抗争方式上，该组织巧妙地避开了政府武装，而是煽动和争取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
在乌克兰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部分青年人来说，可以选择的机会非常有限。缺乏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寻找工作岗位成为刚需，所以很难步入中产阶级，更何况是寡头阶层。而在寡头精英将利益瓜分殆尽的乌克兰，即使白手起家也难以摆脱寡头的影响，就连拥有本科学历且富有正义感的泽连斯基在2003年(25岁)凭借才艺组建95街区(Kvartal 95)工作室，也要与寡头科洛莫伊斯基的“1 1”电视台合作，甚至能在2019年当选总统也是受其帮扶。根据2003-2010年的一项民调，在大部分乌克兰年轻人看来，民主首先意味着“繁荣和稳定的经济增长”(31.8%)，其次是“自由公正的选举”(30.7%)和“家人的安全”(23.5%)。在繁荣和自由之间选择时，乌克兰年轻人更倾向于舍弃公民自由以换取个人收入增长(39%)，获得工作机会成为年轻人改变阶层、实现繁荣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