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武：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14)

社会流动的消极影响还体现在居民的消费能力上。居民消费趋势有助于更加深刻地反映乌克兰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形成机制。乌克兰学者将2005年到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这一时期划分为4个阶段进行分析。首先，2005-2007年，几乎所有商品类别的实际消费量都获得一定的增长，乌克兰这一阶段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长有赖于全球经济的拉动。第二阶段，2008-2009年，是乌克兰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第一次“失败”，主要源于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不佳。第三阶段，2010-2013年，总消费支出规模适度增长，伴随着主要大宗商品的实际消费增长。最后是第四阶段，即在乌克兰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实际消费总支出的第二次“失败”，导致几乎所有类型商品的消费停滞。在乌克兰家庭消费的支出结构中，食品支出明显占据主要地位。
研究显示，食品在乌克兰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56.6%(2005年)到48.9%(2008年)不等，而2015年实际消费支出的下降使食品支出占比上升到53.1%，几乎达到2006年的水平。具体表现为，普通民众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维系生存。对于日益增长的困难，最常见的举措是节约开支，比如选择低质量的食物和购买二手衣服等。
民主化转型的初衷，是建立一种能为社会成员的公平流动创造机会的制度环境。作为合法性的源泉体现在，随着社会流动壁垒的减少，社会开放度的增加，在阶级分化中感受到挫折的社会成员可能因为机会的存在而忍受分化的事实。然而，转型背景下的乌克兰，虽然作为整体的社会流动明显增加。但缺乏有利的向上流动渠道和公平性，这不仅阻碍了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影响了社会声望，还挤压了居民消费，激化了贫富分化。根据2019年5月的一项调查可以发现，超过60%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贫穷，26%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约11%的人认为自己很富裕。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但这一结果有助于理解乌克兰社会的整体情绪。

三、社会危机的传导与政府治理失效

如果说社会分层加剧了贫富分化，社会流动缺乏公平性给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内伤”，使乌克兰社会结构具有敏感性，那么作为“外伤”的国际危机的传导也不可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分化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低收入国家，并非某一国家特有，而公共危机的传导也带有随机性，问题在于社会如何接受、应对这种阶层分化和各类来自外部的危机。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时期的乌克兰，面对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国外危机的传导。政府应采取哪些治理手段来有效缓解危机。通常情况下，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与福利的提高，会缓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紧张，增强防御外部危机向内传导的能力。然而，在乌克兰却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