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武：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13)

首先，乌克兰的现实状况阻碍了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影响了社会声望。在社会结构中，作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综合性价值评价的重要指标，社会声望是个人或群体所感知到的社会尊敬程度，是影响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变量。随着社会流动，社会声望会发生相应改变。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获得自致地位。与经济地位差异相比较，社会声望的等级差异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乌克兰先后经历的从街头抗议到全国性“革命”的动乱和危机可谓不胜枚举，而当2013年再次爆发危机的时候，该危机被称为“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dignity)。推动此次“尊严革命”的是年轻人，其中有不少学生参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社会公平的悲观和对改变未来的期待。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混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严峻的就业市场引发的教育贬值。
对就业环境悲观和晋升渠道失望的情绪，把心怀不满的学生和社会青年推上了街头。“尊严革命”爆发前，根据官方报告，2012年在乌克兰国家就业服务局登记的35岁以下失业人员为88.8万人，占登记总人数的48.6%;其中大学毕业生5.3万人，完成职业教育者3.4万人，中学毕业生63万人。与2011年相比，24-29岁年龄组的年轻人失业率从9.2%上升到9.5%。2013年9月1日，乌克兰登记失业人数为43.5万人，其中青年人(14-35岁)为18.3万人，占42.1%。改变乌克兰社会、追求欧洲价值观，成了乌克兰青年的理想和参加“革命”的动力。对许多乌克兰人来说，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指明了国家发展的地缘战略方向，而且也带来了改变内部运作规则的希望，有助于乌克兰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退却意味着此一希望的破灭，而这就是点燃乌克兰“革命”炸药的火花。
其次，乌克兰的社会流动挤压了居民消费，激化了贫富分化。在乌克兰由于宏观经济与社会支出水平较低，阻碍了社会流动。内部流动的主要障碍还句括非常高的住房拥有率和不发达的租赁市场、信贷机制不完善、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不发达、迁移成本太高等因素。此外，自2000年初以来，大量的农业人口由于劳动生产率太低而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受知识水平限制，其中大部分人只能从事建筑、运输和零售，虽然这三个部门的回报高于农业，但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基础行业。金融业在市场化背景下快速崛起，从回报率来看，属于高生产率行业，但由于其专业性较高，所以在总体就业中占比仍然很小。目前，受制于乌克兰国内劳动力流动性局限，尽管新崛起的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能服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和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相比，在薪资待遇等方面缺乏竞争力，部分高级专业人员选择出国工作，导致乌克兰国内高技能人员数量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