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丨肖学周：试析昌耀与张枣诗歌语言的异同(3)

其次，昌耀与张枣对诗歌形式的不同选择。昌耀作品中的不分行现象起初出现在诗歌《一九七九年岁杪途次北京吟作》（1979年）中，至《浇花女孩》（1983年）开始获得独立，九十年代后突然增多。昌耀自称是“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实行者”，并把此类写作称为“不分行的文字”，学者一般把它称为“散文诗”，可以王光明的《论20世纪中国散文诗》为代表，但有的学者回避这个名称，燎原在《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中使用的是“散文式形制”，后来在其演讲《由“非诗”抵达大道独步之诗——论昌耀“不分行诗歌”》）中直接把它称为“不分行诗歌”；为了定位此类作品，西川在《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中自造了一个词“诗文”；⑪张桃洲把它称为“片段书写”，并归于“跨文体写作”。⑫在我看来，这主要因为它们出现于昌耀被认为是一位大诗人（昌耀的代表作是完成于1981年的《慈航》，而不是“不分行的文字”）之后，如果它们是由一个散文家写的，这些命名就不会出现了。
因此，我认为不如把昌耀后期这种“不分行的文字”直接看成散文。正如昌耀本人所说的：“我并不贬斥分行，只是想留予分行更多珍惜与真实感。就是说，务使压缩的文字更具情韵与诗的张力。随着岁月的递增，对世事的洞明、了悟，激情每会呈沉潜趋势，写作也会变得理由不足……”⑬这表明昌耀随着激情的衰退转向了散文写作。即使诗人写的散文极富诗意，也不应把它说成诗，就像不把李商隐的骈文归于诗一样。把这种现象和张枣的诗比较，就会看得更清楚。张枣非常注重并一直坚持诗歌形式，他认为在“尚未抵达形式之前”（《天鹅》）一个人不仅不能成为诗人，而且会处于表达的痛苦中。事实上，张枣诗中也存在着跨文体性，但他常以对话方式实现内在的综合，这样既不突破分行，也保证了诗歌形体的规整。因此，张枣的现代汉诗获得了优雅完善的形式感。
第三，昌耀与张枣诗歌语言的不同风格。从语言资源来看，昌耀偏爱古语，整理过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并在创作中注重吸收民歌语言，对国外诗歌也很熟悉，但他不懂外语；而张枣精通德、英、俄、法等多种外语，著有学术著作《1919年以来中国新诗对诗性现代性的追求》（德文），主编《德汉双语词典》，译作《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与陈东飙合译）、《张枣译诗》。其名作《镜中》、《彼何人斯》也体现出衔接与转化中国诗歌传统的非凡成就。总体来说，昌耀的诗歌语言厚重强硬，阳刚有力；张枣的诗歌语言轻逸妩媚，阴柔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