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人、解放神学与游击队：萨帕塔起义前，恰帕斯丛林的困局与斗争(11)

梵蒂冈和一些地方的正统势力对此作出反应：一场针对解放神学家的立场和工作的抹黑运动开始了，他们被指控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与游击队有关系，等等。根据这种解读，梵蒂冈认为解放神学家是仇恨和暴力的推动者，所以不配做天主教会的代表。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Base Ecclesiastical Communities ，CEB）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基层教会团体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以鲁伊斯主教为首——在原住民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他们积极参加了1974年第一届原住民大会。教区的工作加强了原住民的内部组织，促使他们与该州、墨西哥和世界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网络。
在这过程中，恰帕斯教区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观所颠覆或影响，以至于一种“原住民教会”开始形成，由2608个社区组成，有400名预执事和8000名慕道者，与教区的结构协调，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鲁伊斯主教在原住民社区领导的工作，成为后来新萨帕塔主义者的政治工作的理想前奏。许多曾经是“原住民教会”的预执事和慕道者的原住民，后来选择加入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列。
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起义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愿景的网络，交织在一起，突出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被压迫和剥削的现实。这不仅是一场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斗争；《拉坎顿丛林第一宣言》提到他们的斗争要广泛得多，是“为了墨西哥人民”。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会现实与各方参与的历史，便会看到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综合体，一个社会进程将墨西哥和全球的广泛的社会诉求、斗争传统和批判思想结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