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人、解放神学与游击队：萨帕塔起义前，恰帕斯丛林的困局与斗争(6)

”
历史见证了玛雅人在1994年1月1日再次起义。
毛驴上的主教
原住民的诉求，日益得到墨西哥的非原住民的同情与支持。针对政府提出的大赦提议，马科斯副司令问道：“为什么要由我们来请求赦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被马科斯的雄辩所折服：“这真的让我感动——不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而是我们才应该是要求赦免的人。我不会对我们的权威人士，特别是恰帕斯的权威人士所要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也不会对这个富裕省份的自私和狭隘的安逸阶层同样要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这一责任也延伸到整个墨西哥社会。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不公正惨况负有责任，因为我们以被动或冷漠的态度纵容庄园主、牧场主、地方的传统势力（Caciques）和腐败政客的敲诈和虐待。”
正义之士直面残酷现实，转向支持原住民抗争的生动例子，非鲁伊斯主教（1924-2011年）莫属。1959-1999年，鲁伊斯担任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主教。1960年代，解放神学席卷拉丁美洲，鲁伊斯的教区积极帮助原住民社区，鲁伊斯曾经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制度党（PRI）之间的冲突中担任调解人，举世触目。
鲁伊斯出身白人底层社会，母亲是女佣，父亲是农业工人。1952年，鲁伊斯获得格雷戈里安大学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墨西哥瓜纳华托，在莱昂神学院任教。1960年，鲁伊斯被祝圣为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主教，直到2000年退休。
在他担任主教的早期，鲁伊斯赞同关于教会和福传的传统观点。鲁伊斯的第一封牧函警告共产主义在墨西哥发展的危险。当时教区内早期的福传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侧重于西方的社会变革方法。慕道者往往向原住民社区传达接受现实的信息，而不是提高改变现实的意识，这与当时的政府政策是一致的，往往是以“发展”和“文明”的名义要原住民顺从。
抵达圣克里斯托瓦尔不久，鲁伊斯骑着小毛驴巡视他的教区，访问每个城镇和村庄。在途中，教区的真实情况令他十分震惊。1993年，他写的牧函反映了这一段自我反省的经历：“我们只用自我的民族中心主义标准来判断当地习俗。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站在了压迫原住民的一边。”鲁伊斯开始慢慢识别并挑战压迫的结构，质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以及教会中支持这些制度的人物。他鼓励原住民社区掌握自己的生活，公开表示恰帕斯的穷人是结构性压迫和制度化暴力的受害者。鲁伊斯倾尽全力扶持玛雅原住民的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