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承继”——那些沉寂时刻(4)

“黑衣教宗”与方济各的黑色回忆
“黑衣教宗”（the Black Pope）是一则生动的比喻，指涉耶稣会总会长（the Superior General）。耶稣会士的服装统一为黑色，与罗马教宗的服装形成黑白对撞的剧烈反差。由于耶稣会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在宗教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他们时常是国王的忏悔神父，甚至为教宗做礼拜。1814年，耶稣会恢复建制之后的阶段中，他们很快又回到了教廷事务的中心。因此在修会权力日隆之际，耶稣会负责人常被视作真正掌握权柄的“黑衣教宗”。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还将这个称法运用到小说（Le jésuite，1865）中去。到了19世纪的末叶，“黑衣教宗”的说法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但其实也藏着对于耶稣会使命方式的揶揄，具有某种偏向否定的意味在其中，意指耶稣会似乎存有密谋的活动属性，而前台的白衣教宗则好似提线木偶般受摆布。
并且这种偏向于阴谋论的臆测，还曾经被新教牧师以书作形式抨击。当然，这些说法都不是无中生有的，但也不能够仅从正面或者负面的单一向度来阐释。的确，耶稣会士通常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具有比较出众的学识和能力，他们的陶成通常要花费15年的时间在各人文学科的涵养上，且修会具有相对灵活应变的机动法则，助会士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传教活动，免受过度约束，比如明末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采取的“补儒易佛”契合中国文化，打开“上层路线”传教。耶稣会士凭借机敏与智慧进入社会权力核心在欧洲，他们倾听王侯公爵的忏悔，逐渐成为封建国家权力人物，兼具宗教权威性和世俗影响力。在修会势力日渐扩大至膨胀之时，被罗马教廷镇压。

方济各教宗与耶稣会总会长（左）如果说，1773年耶稣会被敕令宣布解散代表着修会与教廷关系的谷底时，那么2013年方济各教宗胜选或许可以被认为相处最融洽一项标志了。但是电影中，贝格里奥面对本笃十六世的禅让，却犹疑起来。因他还有尚未洗清的罪孽，这是他心里跨不过的一道坎，是未在教廷档案中完全记录下来的最黑暗的一页，这与作为耶稣会南美省会长的经历密切相关。自大航海时代，耶稣会便已踏上了拉美的传教之路。修会在拉美地区会省的逐渐成形和不断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更反映了耶稣会士同当地原住民之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拉美各个国家之间的种种政治、文化层面的力量都会影响到修会使命的发展，会士的人数消长也与之密切相关。在当地民众中间活动，需要娴熟的语言技能，要求掌握多种语言，并且彼此间又有不用的语法和词汇要求，同时对民族历史的熟捻和对当地文化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往往是耶稣会比较擅长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