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社会：音乐可以消弭印度的种姓差异吗？(2)

“卡纳提克之父”普兰达拉·达萨活跃于16世纪上半叶，除了是当时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他也是一位富有的金银商人，因为虔信黑天神而献出了大部分财产。
19世纪以来，卡纳提克得益于地方王族赞助，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宫廷音乐家是卡纳提克的优秀代表，三位最伟大的卡纳提克作曲家均生活在18至19世纪之间。卡纳提克表演以歌唱为主，或用乐器模拟人声，音乐家必须集作曲、演奏、歌唱于一身，大部分都能使用卡纳达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梵语等多种语言创作。克里什那的出生地——使用泰米尔语的南印度文化中心、印度第六大城市清奈，直到今天，仍是卡纳提克音乐重镇。
随着印度民族主义兴起、摆脱英国殖民影响的诉求越发强烈，卡纳提克被认为是印度代表性文化遗产之一，得到印度政府的大力宣传和保护。不过，尽管有关部门将卡纳提克打造成拥有两千年历史、一脉相承的文化瑰宝，但克里什那却坦言，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卡纳提克，只能追溯到两百多年前。
卡纳提克追求以纯净的音乐表现深沉内涵，表演者需要从作曲开始长期学习，乐曲结构分明，规则严谨，创作也常常从宗教中汲取灵感。“曲高和寡”的审美取向，和历史上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的音乐受众，注定了一个群体在卡纳提克音乐发展中举足轻重——婆罗门。
音乐与种姓制度：音乐应该存在门槛吗？
婆罗门是印度种姓中的最高等级。在古代，他们是知识的掌握者，往往担任宗教祭司、宫廷文士、科学家、学者和教师。近代以来，尽管婆罗门的实际职业已和其他种姓一样，拓展到各行各业，他们仍因种姓之利，享有许多特权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克里什那看来，种姓制度将职业分为三六九等，表面上是按照职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划分地位，实质上只是唯血统、唯出身论的遗毒。
其中，受剥削最深、最受国际关注的当数“贱民”阶层。“贱民”的祖先，从事清理污秽、丧葬等涉及社会禁忌的职业，因此被视为“不洁”、“不可接触”，实质上是被排除在种姓序列之外，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种姓制度下，一个人受到的尊重程度与种姓高低成正比，而种姓身份代代相传。比较夸张的情形是：“贱民”的儿子永远是“贱民”，即使“贱民”的儿子努力进入了大公司、成为了互联网工程师，也不会被高种姓的同事接纳为他们的一分子，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尊重。
即使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废除种姓制度、消除歧视的条款就被写入宪法，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家、知识分子都反对种姓歧视，认为种姓制度极大限制了印度的现代化。但半个多世纪过去，种姓的影响力依然无所不在。直到今天，许多种姓制度“不可接触”的“贱民”，仍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入不敷出，在贫困线之下挣扎。尽管学校、议会为他们留出了固定席位，但能甩掉种姓包袱的人，终究是极少数。种姓仿佛成了印度永恒的热点话题，更是笼罩印度社会的一片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