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世界》（2019）：多线叙事下的当代法国悲歌

星期五言：当得知《悲惨世界》获得2019年戛纳金棕榈提名之时，以为这又是一部翻拍小说的电影——我们知道自电影诞生以来，《悲惨世界》已经被翻拍多次，那么这一部又有什么不同呢？是什么让它斩获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以及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提名呢？看完电影之后，才发现，这是一部纯粹“现代版”的《悲惨世界》，它不是基于原著的改编，而是基于原著进行的后现代式的反思。导演 拉吉·利 参加戛纳电影节时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他希望马克龙能够观看《悲惨世界》，并把它当做是专门拍给他看的影片，就像弗朗索瓦·拉芬的书《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一样。可见，这部电影旨在揭示现代法国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很多人都说，157年前维克多·雨果在巴黎的93街区写出了《悲惨世界》，157年后，拉吉·利在93街区拍出了《悲惨世界》。
157年过去了，法国有什么变化？雨果时代的法国是一个国家机器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崇尚严酷律刑、严酷律法的社会，是一个将“罪”归咎于贫穷的社会。而导演现在所处的法国则是一个崇拜个人主义，崇尚自由、平等、多元化的文化交融、多民族共存的社会，那为何在导演的镜头下，成了“悲惨的世界”呢？
下面我们来逐一为各位读者分析解惑。

一、 导演的主观镜头，真的是偏袒“熊孩子们”吗？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取名《悲惨世界》，这里面没有冉阿让一样的人物，没有芳汀和米利埃主教，却有“熊孩子”造成的一系列的麻烦。让一些观众不解的是导演在结尾还让熊孩子们进行了一场复仇式的暴力反抗。很多观众认为导演这是站在“熊孩子”的立场看问题，这是赤裸裸的视角偏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