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宽宥”制度体现了从宽政策

就萧真孙所犯案情来看，确实有“不孝”、“不义”、“攘夺”、“骚扰幼孤”等罪行，情节不轻，但是这位不知名的官员本着“定罪于民，率从轻典”而“轻恕”小人犯法，重罪轻判。在宋朝，如这位官员那样“定罪于民，率从轻典”的是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由于普遍的宽大造成恶人逃避惩罚，善人反受其祸的现象，绍兴六大臣赵鼎针对这种现象上奏说:“且如杀人者死，古今常法。
比年皆从贷例，而臣亦多酌情依断。圣人以罪疑惟轻，既无所疑，何为而贷?贷有一罪，则犯罪者愈罪，而善人咸被其祸。总之，判决讲究“贴近人情”，主要是为了实践“原情实有可悯”的仁恕精神，使得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具有可操作性。“法重情轻”，取旨奏裁。这是宋朝体现其“恕恤”刑事政策的当然之举。

从宽政策

刑事政策的当然之举。熙宁五年特别下诏规定，任何层级的司法人员若有，,情轻法重”而不奏减时，则依“违制论”惩处。据脱脱主编的《宋史》卷《刑法三》所载诏书:“民以罪丽法，情有轻重，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旧有取旨之命，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闻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饮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朝廷希望官员“用恕饮恤，，，奏减法重情轻之心跃然纸上。
宋朝的历代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情怀，通过“矜待”或“赦有”，使得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具体化。“矜待”是皇帝对具体案犯直接从宽处理，《宋会要。刑法六》专设“矜待”的门类，记述了大量的事例。“赦有”是对已判刑的罪犯进行减免，分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形式“赦有”在宋朝又称作“恩有”。
《宋史。刑罚三》记载:“恩有之制，凡大赦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赦有”制度起源很早，但是发展到宋朝，这个制度已经不是简单的赦免罪过，而是作为以宽为本刑事政策的一种具体保障形式，以充分体现皇帝的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