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宽宥”制度体现了从宽政策(3)

如前所述，在某个时间段，某种情形下，某个局部，宋朝刑事政策有着其“严”的一面，如在镇压盗贼和兵变的过程中，宋朝通过重法地法、重法人法等来实现刑事政策阶段性局部性的“严”。
还有在战时等非常情况下，其刑事政策也不得不体现为严如宋仁宗皇佑五年，广西大将陈曙、袁用出兵平定侬志高的叛乱，结果兵败，袁用还临阵脱逃。狄青大会诸将于堂上，说:“军令不肃，所以兵败!”下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余人正法。在场诸将无不胆战心惊，军纪顿为改观。
此外，在奸臣当道的某个历史时期，宋朝的刑事政策也以“严”的形式显现出来。如史家称在南宋秦桧执政时期是宋朝历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这个黑暗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用刑的严酷和残忍。如绍兴十年正月，殿前司武官刺杀秦桧未遂，被碟杀。至于杀戮主战派的将领岳飞，更是家喻户晓的刑罚滥用。

全局性整体性的“宽”不能否认，宋朝的刑事政策确实在阶段性、局部性上存在着“严”的一面，但是却难以湮没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宽”。这是因为:如秦桧执政时期“严酷”的刑事政策，随着秦桧生命的结束而很快结束。
宋孝宗即位第二个月，就正式为岳飞的冤案平反。同时对秦桧制造的其他冤案也进行了平反。国家的刑事政策很快回到了“宽缓，，的老路上。严酷的刑事政策只是一种反常现象，不是常态，不能长久，且必招致后人长时期的批判。因为它是恐怖和野蛮的，违背人性，不符合人道主义的起码要求。

从严的刑事政策中有“宽”的一面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每个王朝都不乏其例，只不过形式、规模、手段、次数有所不同罢了。在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著述方面，宋朝可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