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纽约：《土生子札记》(3)

我无法接受两个事实，两者都同样难以通过想象去把握，一个事实是我很可能已被杀死。但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已经准备好去杀人。我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我的确已经明白：我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危在旦夕，不是由于别人会做什么，而是由于我内心的仇恨。
像鲍德温其他作品一样，这篇文章剖析了在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内心导致仇恨的众多因素，他认为这种仇恨对受害者本人的危害，远大于对仇恨目标的危害，贫民窟商店门面的玻璃只是暂时被打碎，那些享受特权的个人和机构将会长存不衰。
导致鲍德温和家人的隔阂，和美国文化的隔阂，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在十几岁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同他之前的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一样，他在二十四岁时移居巴黎，寻找一个更加自由的环境，他最终永久性地定居法国。虽然人们总是将鲍德温置于纯粹的美国背景下解读，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个世界文学作家的时候，新的视角就会出现，当他作为一个在域外生活的美国人的时候，他获得了作家的自我意识。《土生子札记》最后四篇文章的背景都在法国。其中第一篇《塞纳河上的邂逅：黑色遇见褐色》讲述他作为黑人和作为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在巴黎，富有同情心的法国人对他屈尊俯就，这些法国人“认为所有的黑人都来自美国，他们俯仰吹号，舞步细碎，其实都已遍体鳞伤，深藏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痛苦，是法兰西共和国所有的荣耀叠加在一起也无法治愈的”。
他也认识了一些来自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学生，意识到他和他们迥然不同：“他们彼此面对，黑人和非洲人，隔着三百年的鸿沟。”逐渐地，他在疏离和漂泊中找到了自己身上的美国性的精髓，在他移居法国之前从未意识到过。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谈到美国侨民：“然而终有一天他将再次面对自己的家……时间最终带给美国人的，将是他们自己的身份。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旅途中，在这同一只船里，美国黑人将与自己和解，将与他之前成千上万缄口结舌的黑人和解。”鲍德温没有再回美国定居，只是在参加民权活动的时候偶尔回家看看。他和他的伴侣伯纳德·哈塞尔（Bernard Hassell）最终定居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接待了众多的朋友和艺术家、音乐家（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和妮娜·西蒙妮[Nina Simone]经常来这里待一段时间）和作家——其中包括翻译了他的戏剧《阿门角》（The Amen Corner）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