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2)

更多精彩观点
01 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偏颇
1.西方中心主义
第一，仅仅对欧美普世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从东西方互构性和东西方二元论本身如何掩盖两者内部的复杂性角度来解构“西方”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这种解构脱离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直接与间接贡献，是非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
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改革开放时代的传播与中国工人阶级的问题不仅被归结到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劳资关系范畴，而且被置于道义制高点。这里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前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改革开放使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学者们也终于可以漠视国家政权性质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区别，把传播领域的劳资矛盾和劳工的表达问题当作“普遍”问题，来讨论全世界“信息劳工”联合的可能性了。然而，没有比这样的理论前提更能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了。
一方面，中国最晚至鸦片战争，就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了；另一方面，自从1949年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基础上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就具备“后资本主义”性质了。如果必须套用“历史阶段论”，那么，甚至可以说，1949年之后，在政权性质和全球史“阶段”上，中国已经比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更“先进”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宣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了。
中国在与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整合过程中的劳工与传播问题十分重要。然而，对这个问题，是套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下的劳资关系框架或后殖民语境下的“底层抗争”框架来分析，还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的复杂的、动态的国家与阶级／阶层权力关系逻辑来理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学术立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西方资本主义知识霸权问题。
第二，由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把历史时间零点定为现代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并相应地把认同政治的对象锁定为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这是在批判和对立意义上的现代认同政治的奠基时刻，现有研究往往在强调阶级不平等的同时，忽视人们在国族、种族、族群、性别、宗教、地域归属等方面的认同和情感，更看不到阶级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复杂交互关系。
这一方面暴露了欧美白种男性都市知识精英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认同局限，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颇。尽管欧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批判资本和市场理性，也谈基于阶级认同的“团结”，但是，这些研究不但不能充分处理国族、种族和族群问题，而且对欧洲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主的主体”概念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批判。而白人种族主义、男权中心主义和阶级偏见又往往导致女性和少数族群被推向“非理性”和“感情”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