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4)

在去冷战化和破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及接续“解放、社会主义”叙事这一方面，中国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这一领域“中国的挑战”当下的内涵之一——即如何从传播学的视角，阐释一个人口总量相当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总和的后革命东方大国的“崛起”。这不是把“先进的欧洲”和“落后的东方”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叙述颠倒过来，构建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欧洲”的新二元论，而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超越。
3.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纪”的偏颇
当东西方批判学者通过知识去殖民化的努力，开始重新想象“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时，地球上承载生命的生态系统都已经岌岌可危了。这要求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偏颇。当然，这种反思也一直内在于批判传播研究的学术实践。
如果正在崛起的环境传播研究挑战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和自然关系盲点，那么，在更广阔的气候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00年开始流行的“人类纪”概念，则把人和自然关系问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认为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进化的地质力量。然而，我们不得不警惕，“人类纪”概念是否带有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烙印？我们有必要追问，当下的生态危机，是人类本身的问题，还是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和消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特殊世界历史时代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农业、生物技术与健康医药等领域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对基因信息的操纵以及对地球上生物资源的攫取和控制，威胁到了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气候变化也可能带来新的自然灾害和新型病毒的产生及灾难性全球传播。更可怕的还有生物武器的威胁及美国是唯一拒绝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纪”概念的命名一方面把人类本身对自然界的影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也有在学术话语层面转移矛盾焦点的效果，而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表征。
我们发展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打开东西方历史性对话，从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转型的高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主义偏颇和重构“发展传播学”，进而克服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只有负面批判而没有建设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