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3)

第三，与西方中心主义共生的，是这一领域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在空间上，农村是资本主义圈地运动的牺牲者，在资本主义都市的边缘；在线性发展逻辑上，农村是“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社会”，必然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社会所代替。这是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论前提。此外，农村人口不仅被排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对媒体消费者角色的研究之外。
相形之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新中国之所以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解决落后国家现代化问题上的成败比较，也恰恰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西方语境下的工人阶级抗争意识是如何被消解的，那么，中国革命因为有了“共产党领导”这个“制度变量”，就把处于原子状态的中国农民锻造成革命的主体，变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先进”力量，而这一历史性过程也就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中国的挑战”议题的历史性内涵。
2.资本主义中心主义
在“后冷战”时代，本学科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与监控化转型的同时，不但清除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而且否定了诞生于20世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后殖民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历史终结论”的学术氛围，使这个早已破产的命题死而不僵，甚至深刻影响了国外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一方面，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批判资本主义，在原则上认可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性制度；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因素的结合，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的挫败和问题，导致他们对现实存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漠视、否认，甚至基于白人种族主义和“文明等级论”形成了“你不配革命式”的不屑。其结果是，在欧美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永远成为了一个“将来时”，而不是一个至少从十月革命开始就产生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持续影响的“现在进行时”。要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叠加的学术政治影响，就需要把后冷战时代的“东方国家”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转型”的问题意识，反转回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意识，从而真正体现政治经济研究学者在讨论本学科的“历史性”特征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矛盾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