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5)

02 跨文化转型、中国社会主义与
第二次“文艺复兴”
1.跨文化转型与“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挑战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来定义自己的多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濡化作用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历来得到高度重视。与此一脉相承，文化领域在现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史的真正开端性事件，新文化实践展示了现代中国对“前现代”中国的全面否定和决裂，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自我意识强度和实践的多样性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
中国革命一开始，中共领袖们就善于有意识地调用精英和大众层面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动员”让普通民众加入革命，让他们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实践层面理解革命的目标，从而使共产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者，早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开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锻造和文化领导权建设实践。
今天，作为文化领域“不忘初心”的体现，“重返‘人民文艺’”已然成为时代新声。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文化内涵，就需要在思想和价值观层面理解“文化”在“信息、传播和文化”相互构建的“三元一体”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为“身份认同、意义、尊严和社会创新源泉”的关键角色。同时，针对“逆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文明主义、极端主义的崛起，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在承认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边界性和独特性的互构关系过程中，超越各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强调“文化”作为一个动名词的混杂性、交互性、过程性和开放性内涵。
总之，如果“启蒙”是欧洲的，也是世界历史性的，它受到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优秀人类思想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近现代中国；那么，中国革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历史性的，它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拥有中国内部的社会发展逻辑和思想文化土壤。从这个意义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