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7)

在核威慑下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最为关键的场域之一。
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一个多种社会制度共存的全球“世界社会”里的信息安全和互联网治理等领域，“以务实姿态采取‘博弈式融合’参与全球体系，又辩证地在物质、体制、观念层面保留关键性的自决能力”。同时，中国需要在深化对帝国主义和“亲美恐美”与“亲美反共”意识形态的批判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差异的普遍性”，以及实质性地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过程中，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局限，从人类解放和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高度，推进世界一体化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国内层面，这也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曲折斗争的过程。在这一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十分重要，而这一话语被各种社会力量内化和重新言说，以及不断展开的使国家和市场从属于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日常斗争，更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要义所在。
总之，社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发展及其世界性影响的扩大，必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内外因素互构和上下力量互动的世界历史性过程的一部分。
3.“共产主义道义经济”与“第二次文艺复兴”
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林春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基本原则：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公共部门，民生优先导向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组织、参与和力量。
以此为基础，她所勾画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有如下内涵：至今还拥有近一半人口并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乡村是社会主义创新的“新根据地”；重新组织起来的、作为社会主人的“直接生产者”是主体；以包括信息在内的公共资源的公正、合理和有效使用的知识共同体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化市场”是载体；工作不等同于雇佣劳动、能维持基本平等的生活需要和抵御风险的普遍基本收入是保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基本原则。
针对生产力越是发展，经济对媒体和信息的依赖性越强，工作变得更自主、更灵活、更广泛，更难于被局限在私人产权和雇佣劳动容器内的这些状况，林春指出，只有她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实践，才有可能总揽公地、社区、共产主义、传播、共同体文化这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她更进一步指出，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让“全社会参与”代替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所有人都能找到有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的“全部就业”这一“乌托邦目标”，从而真正超越没有工作或缺少保障所带来的苦恼和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