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9)

03 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
问题意识初探
1.国际斗争
一国建不成资本主义，一国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因此，国际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变得非常关键。中国如何接续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斗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围绕文化多样性与互联网治理民主化的议题，在推进更为平等公正的全球传播秩序过程中，开拓世界社会中的“解放、社会主义”话语的表达空间？
从中国社会主义视野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回归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构建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初心”的认识。从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上海租界中开启其秘密诞生的时刻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反帝反资的社会主义存在；同样，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也彰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超越族群主义身份认同政治的更高层次人类团结的国际主义立国许诺。
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不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也无法阻止美帝国中的新麦卡锡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反共和反华信息传播战以及更大范围的“新冷战”攻势。
从反帝国际政治高度和跨文化视角出发，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需要反思那些去政治化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研究，以及以美国帝国主义文化与传播制度为模版的、一厢情愿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研究。这意味着，要冲破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各种二元对立偏颇，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那句未来指向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与中国革命历史相连接——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标志，中国人民就在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建设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的斗争。
正是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丰富与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传播历史研究和对苏联的传播成就，以及苏联如何“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但输掉了文化冷战”的教训的分析，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文化治理经验与教训总结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与狼共舞”的态势分析，再到当下最为前沿的中国政府与社会如何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互联变局”中发挥主体性，“为建设智慧社会提供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立体多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