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10)

有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必须立足于传播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兴衰历史过程的互构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利益之争和价值之辨发展出既有前瞻性又有反思性、既有国际性又有民族性的学术思想。也只有这样，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四大特质”才能更加充分地得到表达。
2.技术政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技术从来也不是自主的力量。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的技术劣势，以从“农民诉苦”到农村有线广播的最广大民众的传播赋权和人主体性锻造，获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也正是在20世纪的热战和冷战中，人类的信息传播技术经历了从无线电通信到卫星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飞跃。从生产力的“最后”决定性作用角度，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里的“夷”与其是原意中的“西方”，毋宁是资本主义——即在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竞合中取得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主动权。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国内外斗争的过程。
当下，虽然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已经全面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定义、维护和发挥国家主权及国家在科研投入、产业政策和市场培育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在巩固和捍卫中国在5G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成果的同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量子通信等新一轮网络和传播技术与产业发展中争取全面领先，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积极参与后美国全球网络秩序的构建和国家、市场、技术、资本权力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场域的各种结合方式中，如何实现国际主义原则、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从技术的社会性构建角度，在中国从技术追赶者到领跑者转型的关键历史机遇期，传播学者如何超越对现有信息技术在使用层面的“后卫”研究，促进传播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体制机制安排更好地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
3.意识形态、所有权与控制
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在维系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那么，逆流而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必然是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虽然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上层建筑”，它不但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并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重建方面成果卓著，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各种“脱钩”言行和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矛盾激化所产生的“反面教材”效果也日益明显，使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白人种族主义剥削和压迫本质更加昭然若揭。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