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11)

总体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西强中弱”态势尚未完全扭转，
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文化巅覆和代理人新“文化冷战”更通过无孔不入的海外与港台网络水军，在中国舆论空间兴风作浪。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日益尖锐的斗争中更加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跨国话语联盟在后疫情时代的空前危机和各种“甩锅”企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信息、传播和文化领域如何从被动应对外部批判转为主动引领，进而在把中国话语推向世界的同时，赋予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新的内涵，把这些“西方创造的价值提升到人类的高度”？
与意识形态问题互为表里，信息、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所有权、控制、广告资助等问题一直是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所有权是控制权的必要基础，让传播领域从私人资本控制和牟利的动机中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涵。在中国当下的数字传播政治经济结构中，国有资本在传统媒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无法与私人资本在网络媒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匹敌之势。以“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的媒体融合战略在落实过程中，也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样的所有制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如何贯彻新闻传播的党性原则？如何实现“正确舆论导向”不分信息传播的平台和内容类型的“全覆盖”要求？如何在“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传播与文化权利基础上，有理有力有度有效管控和引导私人资本主导的网络公共舆论，节制网络传播领域的资本话语权力，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如果一个去消费主义化的信息、传播与文化环境是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21世纪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引导广告业和更广阔的信息传播业向更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想象全媒体与“流量经济”和“直播带货”时代的信息传播产业链结构和经济模式？
4.从“受众商品2.0”到跨文化社会主义传播主体
归根结底，任何结构层面的问题都要落脚于群体和个体创造力的发挥和社会福祉的最大化，而这涉及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消费者和公民等各种交互复杂的主体身份的濡化与型塑。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数字劳工和“受众商品2.0”研究的引入，以及“新闻民工”“码农”“996”这些本土化批判传播学概念的产生，基于劳资关系的批判性视角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