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12)

然而，如前所论，劳工问题不是孤立于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存在。虽然私营经济是中国最大的就业领域，但劳动不能仅仅在资本主义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劳资关系层面被概念化。
在中国的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的群体包括各部门和各级党政干部，信息、文化和传播产业管理者，以及一线的技术创新者和内容生产者。这些群体的“三观”、主体意识以及在不同所有制和劳动条件下所产生的对劳动的认识与体验，是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一旦超越了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负面批判学术取向，我们就可以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信息、文化与传播领域不同劳动群体的客观劳动状况与主体意识。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与国内舆论斗争中，各种舆论场中那些有高度话语政治和文化认同意识的参与主体，也不是“间接数据生产者”“受众劳动”和“产销合一者”这些概念所能涵盖的。以此类推，虽然国外学者对“监控资本主义”的批判十分深刻，但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和自由主义框架中的“个人隐私”概念的反监控话语，能在多大程度上抗击国家的信息控制和资本寡头的信息霸权？
实际上，在传播技术的近用和文化赋权问题上，中国的信息传播网络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在普惠性发展方面比许多后殖民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做得更好，这方面成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诠释。基于此，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重构“传播与发展”或“发展传播学”方面有广阔的理论前景，而信息、传播与文化在坚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是问题的关键。

04 结语：重访“新地球村”的想象
中国这个由古老的东方文明嬗变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奏出了一个世纪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与经济革命命运交响曲后，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制定了统筹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五位一体”的战略。五年后的中共十九大上，“乡村振兴”也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标志着华夏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可能最终扭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消灭乡村的命运。与此相关，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不但包含传播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还包括“民心相通”这一颇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愿景。这一切都在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与文化流动的格局，而对外延伸的“一带一路”和对内深化的“振兴乡村”，更是“构成涅槃中的中华民族这只凤凰的双翅，也是我们得以展开‘新地球村’想象的一对理想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