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8)

总之，这是一个真正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和同质化的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
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短缺经济的结束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已经为这一道义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
站在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各种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或“国民基本收入”理论和实践成为政策和实践热点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模式不仅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后工业和后资本主义导向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而且在城市化道路走入死胡同和生态危机、粮食安全危机不断加深的时代，为克服贫富分化、城乡分裂和超越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然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摆在人类面前。大规模失业使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与赚钱谋生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普遍基本收入目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是，“它能否真正实现，将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伦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被改变，因而也必然取决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现代雇佣劳动这一历史建构的转型和“普遍基本收入”的建立注定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而且需要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革命”。
如果西欧“文艺复兴”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那么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则需要把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过度膨胀”或异化的人——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必然要求克服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异化劳动”，并在让劳动不再是基本收入的必要条件的前提下，使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对于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来说，这意味着，与其按照“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思路去讨论如何计算“受众商品”在看电视、看手机或电脑上玩游戏时是否产生了“剩余价值”，或者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讨论“交易生成的信息”的价值化挑战，不如按照“共产主义道义经济”中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重新定义劳动，让媒体消费和信息交易成为整个社会化的文化和信息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融通中西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和“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讨论，是我们突破冷战传播学和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想象力局限，构建21世纪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