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6)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跨文化”革命，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及整个中国信息、传播与文化体系，也早就具备“跨文化”特性了。
与传播学科中带有殖民主义和美国文化霸权主义胎记的、主要聚焦于不同族群之间的人际传播的“跨文化”概念不同，我们致力于构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跨文化”概念，特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展中的不同文化体系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碰撞所导致的文化转型过程。这一概念不仅突出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殖民地原有文化的失却，而且强调这一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和文化“互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过程中来分析，聚焦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过程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
因此，“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挑战，与其说是作为实体的东亚大国的“崛起”对现有不平等世界体系的改变，毋宁说是一个明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另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示。
2.“世界社会”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在总结了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到“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这一表达，不仅体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且也是对本文所讨论的“跨文化”过程的精辟概括。
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一个社会形态，而且也是一个现实世界历史中的运动。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社会主义作为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就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曲折推进的，而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具体地域又有不同的主题和斗争内容，为推进这一整体性的世界历史事业做出不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