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流”和“碎片式的拼接结构”，成为影片创作的重要手段(2)

而“第六代”导演在电影结构上呈现出与“第五代”导演质的不同，“第六代”导演深受巴赞纪实美学的影响，刻意松散了影片中各个事件之间的关联，电影本身也成为了具有模糊性、暧昧性、零碎的生活事件的集合。

弱化的戏剧冲突

“影戏”观念是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的固有传统，这一观念形象的说明在中国电影起步阶段的创作特点——电影与戏剧联系紧密。可以说，中国电影的传统创作理念是建立在戏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戏剧性也就成为了中国电影重要的叙事原则。

从第一代导演郑正秋、蔡楚生的常规剧情电影模式到“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的民族历史叙事，他们都将生活矛盾典型化，刻意地制造戏剧冲突，以高潮迭起的戏剧性情节来满足观众的观影心理和审美偏好，但强烈的戏剧冲突其实是对生活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掩盖，是对电影真实性的遮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六代”导演为表现电影的真实性会在电影创作中搁置人为的戏剧冲突，叙事重心从刻意制造紧张冲突向表达个体情绪和展现生活琐事转移。电影《北京杂种》是对传统影戏观念的颠覆：从影片的开始到结束，一群焦躁的年轻人一直处于寻找状态，在寻找的过程中戏剧情节已经被弱化得模糊难解。

导演的意图并不是要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寻找”的完整故事，而是要呈现在当下特殊的历史时期年轻人最本质的生存状态。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故事在主人公马小帅平淡而又琐碎的追忆中展开，用回忆串联起了中杂碎的生活片断，消解了戏剧情节，再现了主人公真实而又迷幻的成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