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群体的自我认同、规训与创伤

6月24日，日本茨城县知事在记者会上宣布，自7月1日起茨城县将实行同性伴侣宣誓和证书制度，将把持有证书的同性伴侣视为与婚姻配偶一样，享有县政府为婚姻配偶提供的各种权利和福利保障……茨城县是日本第一个都道府县级别中的地方政府（相当于中国之省），除此之外，日本已有22座城市或区出台了“伴侣关系宣誓制度”，以此保障生活其中的同性伴侣的权益。茨城县知事表示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尊重多样性的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尤其是主流——发现生活在其中的并非仅仅只有“一”种人或群体，而是“多”种不同人群所组成的一种“沙拉式”的状态，因此对于他者——其中又往往是少数群体——权益的关注与保障便成为一个开明健康政府和社会所需关注的重点之一。
但从现代社会发展来看，对于在历史或现实生活中作为“他者”的少数群体的关注往往是一段颇为复杂的斗争过程，在这其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还有随之被掀起的社会某些传统结构模式以及权力问题，因此摩擦难以避免。这一点在性少数群体的近代历史中，显得格外突出。伴随着1969年美国“石墙运动”把曾经处于地下与十分低调的同志运动推上台面，与当时的种族、民权和女性运动一起浮出“历史地表”，从而开始正大光明地为自身被剥夺的权利呐喊与抗争。
当之后的学者研究为什么一直以来都遭到警察骚扰却选择沉默的同志会在6月27日的石墙酒吧里进行反抗，大多数参与者都表示是因为已经“忍无可忍”。警察的骚扰就好似一根针般反复地刺在他们一处十分敏感的神经上，即反复提醒这些人，“你们是不正常的，所以需要隐藏；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所以会被逮捕”。这一提醒中带着福柯所指出的来自主流权力的规训目的，但对于那些渐渐开始形成自我认同的性少数个体而言，这一规训便具有强烈的压迫与伤害性。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于当初石墙酒吧内选择反抗的性少数个体而言，除了一时的愤怒和激情所致，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隐约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正常”所具有的颠覆性力量（当时在场的跨性别者、变装皇后和同志唱着“We are the Stonewall girls /We wear our hair in curls /We wear no underwear /We show our pubic hair /We wear our dungarees /Above our nelly knees!”），以及这一“不正常”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