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瑟斯曼：怎么打宣传战和思想战？美国人可会了(5)

政治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宣传战和思想战的发展。战后，一些主要的通信专家和学者在美国的战时宣传工作中得到了训练。他们包括：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和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中情局前身的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任职的莫里斯·雅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埃尔默·罗珀（Elmo Roper）、菲利普·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索尔·帕多弗（Saul Padover）和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陆军心理战部任职的威廉·帕利（William S. Parley，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首席执行官）和爱德华·
希尔斯（Edward Shils）。
雅诺维茨和另一位心理战专家威廉·多尔蒂（William E. Daugherty）写道：“政治战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之间冲突的一种形式，冲突的一方企图利用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法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对手。政治战的主要武器可以被描述为把外交和宣传综合应用于实际目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宣传机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自由十字军、中情局及其他机构）转而专注于实施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以及政体变革、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挑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把“发展传播学”引入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作为范例和课程。至少有一个报道说，一位研究发展传播学的主要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施拉姆（Schramm），曾是联邦调查局（FBI）的秘密线人，也是自1942年至战后美国军事和情报机关的顾问。发展传播学与冷战的宣传紧密相关。勒纳曾写道，宣传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4个支柱之一，其他3个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战争。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政府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在行动协调委员会【9】的帮助之下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