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

9月2日，著名理论家、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岁。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经常被归功为格雷伯的手笔，尽管他坚称这是集体的功劳。他一以贯之拒绝1%的游戏规则，将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变革场域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声援社会革命/运动。格雷伯在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跃的时候，突然去世了，这让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但是，他的遗产会继续伴随我们，鼓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考，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鼓励与这份遗产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欢迎投稿。

规则的乌托邦从古代到当代，格雷伯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或特例，相反，人类学的训练和阅读让他看到中国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各地形成联结。这种视角和很多东亚研究背景的学者们形成了微妙的对比——汉学家笔耕不辍追索的中国复杂性与独特性，恰恰被格雷伯消解和去魅了，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只是他看待理性科层制的一个注脚，并没有和世界其他角落本质性的不同。然而，翻遍格雷伯的写作，我们发现虽然格雷伯对苏联国家共产主义实践有诸多反思和批判，但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和反官僚主义宣传却基本无着墨。这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为何格雷伯和汉学家对中国的判断会存在张力？格雷伯没有深究的红色中国给当代留下了何种遗产？汉学和人类学家关于革命时代之后存在着大量断裂、碎片和矛盾张力的复杂中国写作，如何能够和格雷伯眼中作为科层机器化身的中国进行对话？
这些不同理解的碰撞能够带给当下国人们怎样思考和行动的力量？理性科层系统的隐秘魅力
2015年，《规则的乌托邦》出版，中年格雷伯依然保持着他对左翼运动的深刻沮丧。在这本书中，他更加明确了自己批判的靶子：基于理性的官僚科层制。在二战后的美国，“官僚”（bureaucracy）本已不是一个好词，但是对它的批判却完完全全被右翼保守派统治：大政府的无能、低效、办公室磨洋工、阻碍市场力量。面对这种强势的叙事，左派基本没有办法发声，或者还在使用六十年代天真而荒诞的语言。格雷伯认为把官僚和政府对等恰恰是在模糊问题焦点：官僚科层和它背后的理性制度已经深深嵌入了西方人当代生活的点点滴滴，所谓高效去管制的自由市场背后依然是更加严苛而枯燥的规则、律法、文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