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2)

格雷伯认为，美国右翼对于政府官僚主义的声讨很多时候口是心非。的确，排队、填写表格、和电话接线员无意义的绕圈子没人喜欢，但另一方面，官僚制的不近人情（impersonality）却对很多困在其中的人们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吸引力。格雷伯将这种魅力追溯到西方古典时代对于理性的思考。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人就在和自己动物本能进行对抗。正如礼貌（politeness）和警察（police）的词源都是来自于作为政治理性共同体的城邦（polis）概念，西方文明一直保留着对于人内心野兽般不可控成分的警惕。

图1 波伊提乌与毕达哥拉斯，Typus arithmeticae, Margarita Philosophica (1503)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明确立说。他们发现在几何、音乐、行星运动中都存在类似的数学比例，故而认为世界在终极层面上是由数字构成。宇宙是理性的，万物都是数字的表达。在罗马帝国中，毕达哥拉斯的这一观点基本被主要哲学学派所认可和使用，也成为管理城市的基本原则。理性是一种和神圣力量构成共同体的技术——这个思路通过奥古斯汀引入基督教，成为了中世纪哲学的源头，形成上帝、宇宙、理性三位一体。中世纪的哲学家一直在幻想某种天国理性官僚秩序，虽然在现实中这种秩序十分薄弱——国王和百姓之间关系松散，中间没有太多精心设计的结构。“理性区分了人和动物”这个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在解决问题和评估环境上，动物十分审慎精明，动物缺乏的恰恰是幻想上帝和做白日梦的能力。
在这一系列的谱系还原中，格雷伯认为理性在西方不能被简化为演绎推理方法或者技术上的效率，而一直勾连着某种超越俗世的、精神性甚至神秘性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scheme）——这种状况即使在启蒙运动之后也未曾真正被改变。在欧美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科层的公共系统一度让大众迷恋和陶醉。韦伯所在的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邮政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洲，大部分现在被认为是福利国家体现的制度——社会保险、养老金、公共图书馆、卫生诊所——并不是由政府最初创建的，而是来源于贸易联盟、邻里社团、工人阶级党派组织内部的实践。这些新社团“倒逼”当时普鲁士帝国的俾斯麦做出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贿赂”形式吸引工薪阶层加入德意志国族工程。邮局本是战争中远距离传递军情和战报的机构，却渐渐成为了服务普通市民的公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