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4)

这种思考让格雷伯发问：理性到底是什么？是工具？是目的？是在道德之内还是之外？这些模糊和混杂性是我们现在思考当代全球化科层系统的重要落脚点。
人类学家眼中的世界与中国
格雷伯并不只是想讲一个关于西方的故事。他自称人类学家是“终极的世界主义者”（ultimate cosmopolitans），但他的世界主义并不是当下全球精英基于自由市场理念、为守护资本流动而创造出来的国际秩序，而恰恰是希望从不同的地域和长期历史维度上反思当下国家边界与其中个体生活的别样可能性。在《规则的乌托邦》中，格雷伯非常细致地追溯了美国主导设计的当代全球官僚体系——贸易组织、协约联盟、跨国金融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和地区政府形成的复杂规则网络——以及它背后古老的理性主义精神。尤其有趣的是，“中国”一直以各种形式成为了格雷伯的理论模型、参照对象和思考资源。
在2002年一篇关于全球化人类学研究的书评文章中，格雷伯提到17世纪的欧洲国族主义者如此想象中国：单一国家系统对应单一的人民，拥有可以囊括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同质性语言，法度统一，高效的文官系统，考试选贤举能。格雷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这种中土想象是推动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疆界和主权的动能。换言之，作为概念的“中国”，其实在数百年前已经成为了理性科层制的代名词，是欧洲人跨出天国秩序走向俗世的过程中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图3 莱布尼茨（1716）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Dis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格雷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在他自己的理论里，中国古代文官体制也是他用来对照当今全球科层系统的镜子。借助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格雷伯提到官僚制的“粘性”——它一旦成型，就很难被根除。中国王朝更新换代，但文官科举体制一直在重复。即使异族侵略不断，在掌权之后也会迅速被这套系统同化，变成了受天命和三省六部框架制约的新执政者。格雷伯把这种去个体化的顽固机制和现金取款机进行对比——虽然它枯燥无味，但是运行操作起来简单、可预测、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诚然，这些官僚系统的规则在实际上并不一定真地发挥作用，例如科举并不一定必然保护寒门学子和杜绝裙带关系；但格雷伯认为重点在于伴随着这套系统产生的信念感会让所有试图获得权力的人都深陷其中，在体制边缘的人必须要做出大量实际的阐释性劳动才能理解自上而下的规则并让自己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