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6)

从古代到当代，格雷伯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或特例，相反，人类学的训练和阅读让他看到中国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各地形成联结。这种视角和很多东亚研究背景的学者们形成了微妙的对比——汉学家笔耕不辍追索的中国复杂性与独特性，恰恰被格雷伯消解和去魅了，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只是他看待理性科层制的一个注脚，并无和世界其他角落本质性的不同。然而，翻遍格雷伯的写作，我们发现，虽然格雷伯对苏联国家共产主义实践有诸多反思和批判，但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和反官僚主义宣传却基本无着墨。这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为何格雷伯和汉学家对中国的判断会存在张力？格雷伯没有深究的红色中国给当代留下了何种遗产？汉学和人类学家关于革命时代之后存在着大量断裂、碎片和矛盾张力的复杂中国写作，如何能够和格雷伯眼中作为科层机器化身的中国进行对话？
这些不同理解的碰撞能够带给当下国人们怎样思考和行动的力量？
“中国”与“中国”如何对话
当代社会学家周雪光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和韦伯所说的理性科层制并不相同。他指出，中国的官僚系统存在皇权和官僚权力并存治国的现象，其中皇权是绝对的最高权力，而官僚体制仅仅为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虽然官僚体制有着内在运作机制，但并不是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而是依附于君主专断权力之下。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了“专断权力复制”和非正式制度滥觞的现象。一方面官僚面对下属和民众有着犹如君王一般的权力，即晚清革命和毛泽东时代极力批判的所谓的“官老爷”“官本位”现象，另一方面，官僚系统里出现各种人情网络和小团体，形成庇护和相依为命的关系，以争权夺利或者应对皇权的专断权威。

图4 中国改革报（2013）官本位意识催生“官瘾症”这样的论述符合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官僚系统里充满着“个人权力”的体验，也是国人熟悉的现代革命话语对皇权的批判，但与此同时，这却让我们难以扭转思维并意识到——官僚系统里的“个人权力”实际上也是官僚系统的产物。翻阅中国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帝王完全一己推翻整个文官体系的能力，只能通过调整部门的设置、宰相卿公的任命和权力范围来提升官僚系统运作的效率，减少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利。即使极具魄力的皇帝，也避免不了和官僚系统斗智斗勇的命运。热播剧《清平乐》便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叙事例子——面对庞大的文官机器，青年宋仁宗处处受制。当论述官僚系统权力依附于皇权时，我们忽略了皇权同样依赖官僚系统进行国家治理。正如格雷伯不断重复的，官僚系统一旦形成，便会不断自我复制、生生不息，反过来改变处在其中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