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7)

革命和现代话语对皇权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格雷伯所谈及的现代人对于“玩”和“游戏”的不同态度，而使得官僚系统充满吸引力。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批判法家学者申不害所开创的“帝王之术”哲学，认为其形成了“皇帝的秘窟”，亦即使皇帝成为了可以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又处心积累操纵着官僚系统，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怪物。这种对于皇帝的恐惧，与格雷伯的论述中现代人类对于“玩”的恐惧是类似的。格雷伯认为，官僚系统就像让人置身于密室逃脱游戏，游戏有特定的时空限制，玩家被分配特定角色，有规则及目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参照系。玩游戏的快乐在于在一个规则已知透明的世界里玩家运用规则赢的过程。但“玩”（play）不等于“游戏”（game），玩可以是完全现场发挥，先于规则的，有某种随机的破坏性。官僚系统的吸引力正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玩”的恐惧，因为规则虽然枯燥，但却能让人感到安全。
我们发现，虽然很多中国研究者在细节上试图证明中国的官僚系统有其独特的起源和形态，但其指向的深层逻辑和格雷伯的论述是一致的。尽管在一些细节上，格雷伯的论述并非严丝合缝。例如，在《想象力的死亡区》一章中关于官僚社会的英雄想象问题上，格雷伯提出，虽然文官制在苏美尔、埃及、古中国存在了上千年，但是现代欧美却是第一个将行政官员作为魅力主角的文学类型化的社会——十九世纪晚期涌现大量神秘侦探、刑警、间谍小说。这个观点在熟读唐传奇和明清志怪小说的国人眼中立马站不住脚。大量研究亦可以补充，中国古代官员和文人圈子高度重合。明清科举产生大量文人无法完全进入到国家文官体系中，在民间形成地方私塾和文人圈子，而小说则成了流传其中的消费品和谈资。宋朝《太平广记》，明清后期的《儒林外史》、《子不语》都在官场、庙堂和江湖之间游走，创造了形形色色官员、书生、乡儒和市井百姓的角色。
近代百姓津津乐道像“包青天”这样的人物，正是官场中典型的英雄在市井传说中的不断塑造。
如果说格雷伯对于古代中国的判断是准确的，他对于清朝覆灭后的革命时代和随后的红色中国，在书中则完全没有提及。我们不妨从历史叙事和中国研究的文本中探究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科层制的关系。清朝覆灭后，儒家科层制彻底失去合法性，曾经同时具有政治和知识资本的旧派文人跌落底层。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追溯了晚清至国共合作破裂这时期，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曾一度风靡，许多求索的革命志士皆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少后来则转向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