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8)

关于社会主义和科层制的关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有一段论述。列宁认为科层制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基本组织形式，科层制仅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要求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并用完全的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新形式来取代它。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将事情的计算和监督简化到了极点，因此所有人，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监督和登记的手续，都能够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直接的民主和全民的管理将可以取代科层制的行政机构。社会学家马戎认为，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可以完全抛弃科层制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他低估了国家行政管理所需要的技能和专业训练。
格雷伯对基于国家机器驱动的共产主义工程抱有深深的怀疑和反思。他在《中国制造》访谈中提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前者受制于“生产主义意识形态”（productivist ideology），即以经济增长衡量社会成就。的确，在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通过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进行社会的生产与分配的需要，也使得一套管理体制的建立变得顺理成章。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一步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建国也仿效苏联建立党国领导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
但苏联和中国并不完全相同，这也是观察角度更为细致的中国民族志写作能够补充给格雷伯论述中的新养料。由于中国革命和东欧的一个区别在于农村包围城市策略，革命年代动员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人类学家安德训（Ann Anagnost）在《国族过往》（National Past-time）一书中分析到，毛泽东改变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生产关系来划分阶级的方式，而通过剥削和诉苦叙事，让农民感到自己和共产主义的有机关联，并身体力行参与到革命之中。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动员式治理，层层政府带领群众开展如火如荼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也通过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的恐怖和凄惨。此时新中国虽然已经达到了建国目的，但被革命话语召唤出来的大众情感依然存在，从破坏旧体制转向新中国的建设。所以建国之后依然存在的群众运动恰恰尤如格雷伯笔下的诗性技术，通过理性的组织形式带领人民，给所有人带来对于未来的无穷热情和希望。
中国革命群众运动让农民百姓短暂体验到了诗意，然而，美梦也很快被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平等打破。自50年代起毛泽东多次在党内会议中抨击“官僚主义”，斥责干部工作的形式主义和老爷主义，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均以 “反官僚主义”作为运动重点。社会学家卡洛琳·徐（Carolyn L. Hsu）认为，当时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社会分层阶序，从而也必然引起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谴责，并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来抵消机构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效应。徐认为毛泽东时代存在家长制和乌托邦阶级革命两个话语的张力，在后者的话语中，为了实现革命的纯洁，毛泽东愿意摔碎当时制度的一切政治经济机构。“文革”被认为是这个理念推向高潮的体现，使得当时的政府机构几近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