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丨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世界：从《规则乌托邦》说起(5)

这在古代印度，儒家中国和金融全球化的当代都是一样的。格雷伯还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官僚制中心和“蛮夷”边陲的辩证关系。中世纪的农业都市和游牧英雄社会在互相拒绝，彼此排斥：一方重视文字书写，一方重视吟游诗人；一方储存和记录物品价值，一方在庆典中点燃贵重物品或者扔进海里；一方发展出可预测的官僚系统，一方选出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并产生激烈角逐。虽然看起来水火不两立，但彼此对自我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之上。英雄社会在边缘替官僚社会中心产生故事和意义，在儒家书生的眼中，边陲代表着危险和未知，但同时也有着庸常文官生活之外的爱恨情仇、背叛与挑战、是一个野蛮无规则的修罗场。这些幻想进一步转换为对于当下世界的珍惜和保守持重。
与之形成镜像的，是当下西方风头正盛的中世纪幻想文学。在这些文学构建的想象世界里，存在绝对的善恶，存在着巫师、矮人、精灵的种族秩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个人领袖气质，有大量的谜语、神话、先知预言和遗迹的存在——几乎在每一个可能的维度上都在挑战着官僚社会对价值无涉、程序正义、规则、可预测性、透明原则的维护。在这些对中世纪的重新演绎中，官僚的存在被小心抹去或否定。然而格雷伯认为，幻想止于幻想，没有读者会真的想进入到小说中的龙与地下城；幻想小说发挥的一个作用其实通过展现混乱无序让读者反思自己对于现实中官僚社会的质疑，进而重新愿意回归枯燥有秩序的生活。
如果说提及遥远的古代中国是格雷伯为了让读者对当下无处不在的科层官僚系统产生距离感和警惕感，那么当代中国则若隐若现地成为了另一面镜子，映照着格雷伯对于美国战后科技逐渐沦为保守主义囚徒的不满。苏联那些激进的计划——即使从未实现——却标记着“诗性技术”曾到达的高水位线。然而对于美国理性的资本家来说，由于利润只能从劳动力中榨取，发展技术实际上会让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下降，因此资本家并不投资资金研究开发登月技术、反重力鞋和飞行汽车，而是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美国本土，一种怯懦的谨小慎微的精神充斥着技术管理的方方面面，却被冠以“创造性”、“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之类的美名。但那些最有可能在观念上取得突破的思想家最不可能得到资助，即使取得了突破，也找不到愿意跟进其惊世骇俗意义的人。
格雷伯不断提醒读者，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整体性的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以科学和技术为名的管理结构，正在飞快地创造数以千计并无真正意义的扯淡工作（bullshit jobs）。在接受《中国制造》杂志（Made in China Journal）专访时，格雷伯提到，在谈及工作时，当代中国人和美国、欧洲人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在新自由主义官僚世界中，人们干着自己并不知道价值何在的办公室杂活，自愿成为科层系统的一颗螺丝钉，却忽略了效率的代价——被规则排除在外的边缘人，慢性积累的心理压力，看不到意义的表格、数据、二维码。